文学如何“中国制造” ？| 单读访谈
http://www.pkww.net/source/plugin/csdn123_news/csdn123_showimg.php?url=http://mmbiz.qpic.cn/mmbiz_jpg/b5TdseW7XbyPUlwdpichV3TibczaXrkLc3F2gpdUmiaXeXTTYY4o5Gsml6MdBguq48lSHNxH7ia5G8BX7xl0uQBvOA/0?wx_fmt=jpeg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的 Nicky Harman 因机缘巧合翻阅了一本关于中国和丝绸之路的书籍，后来在叔叔的影响下，她放弃了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 ）的法语和俄语系，转向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的中文系学习。如今，她是世界一流的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翻译过许多标志性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
自从人类建造巴别塔失败后，翻译便架起了各文明间沟通的桥梁。2015年，Nicky 同其他几位翻译家发起了“纸托邦短读项目”，每周推出一篇中文短篇小说的译文，供西方读者免费阅读。或许烙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外市场的货架上随处可见，然而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中国文学依旧寥寥。此时的译者们像是远道而来的新型丝绸之路商人，穿越漫长的语言之海，将中国当代文学舶向远方。
2012 年，单读作者王梆在伦敦的放映会上结识了 Nicky 并结为朋友，在与这位女性知识分子的交谈中，王梆无时不畅游在思维的殿堂。这次，她作为单读记者采访 Nicky ，记录下 Nicky 走向中国文学及其翻译工作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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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 Nicky Harman 谈中国，翻译和文学 王梆 我喜欢那些具有世界主义（ Cosmopolite ）气质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是长着翅膀和鱼鳃的船，无时无刻都在思维的广度里畅游。和那些不断用驻颜术拦截青春的女人们相比，她们天生自带衰老的抗体。她们的外表是内在的镜子，岁月可以在镜面上肆意涂抹，却触不到镜底那坚固的白银。这样的女性知识分子非常稀有，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 Nicky Harman 时，就像亚洲蜜蜂见到英国铃兰似地粘了上去。 那是 2012 年仲夏的一个傍晚，伦敦 Free World 中心放映我的纪录片， Nicky 是观众之一。她体态苗条，裙装绚丽，齐颈的金发上扎着一条彩色发带，笑容里透露着一股少女的甜美。她被我镜头底下的人物所吸引，我被她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和明察秋毫，以及她自身携带的隐形磁铁所吸引。 Q&A 结束后，她给了我一个充满温度的拥抱，让我感动至今。事后我才知道，她是当今世界顶尖的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翻译过许多标志性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虹影，严歌苓，徐小斌，张翎，贾平凹，韩东，棉棉，孙一圣，颜歌，许知远等等……她还是中国虚构文学读书俱乐部（ China Fiction Book Club ）的创建人，社会和作家翻译协会（ Translations’ Association of the Society of Authors ）的联合主席， Harvill Secker 青年翻译家奖和利兹大学白玫瑰翻译奖的评委……对于在西方出版和推广中国当代文学，她亦不遗余力。 2015 年六月到 2016 年六月，她和业内几位拔尖的翻译家 Eric Abrahamsen ,Dave Haysom 以及 Helen Wang 一起，开展了一个“纸托邦短读项目（ Read Paper Republic Project ）”。《纸托邦》是一本中译英在线文学杂志，首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短读项目”每周推出一篇中文短篇小说的译文，供西方读者免费阅读。不少短篇作品，新鲜出炉，在海外的我，不用刻意回国找中文版本，直接就可以坐上英文版的阅读快车。 那次放映之后， Nicky 就成了我的良师诤友。几周后，我们相约一起到伦敦的 Islington 看智利民谣歌手 Violeta Parra 的传记电影《奥莱塔去了天堂（ Violeta Went to Heave ）》，我才知道她不仅是中国通，还是智利通。她的两个孩子一半是英国血统，一半是智利血统。当 Vioteta Parra 在银幕上弹着吉他高唱：“在破晓前，在一辆由遗忘锻造的车上，在决意启程的站台，呜呜，呜呜，他一路向北，我不知他几时回……”坐在黑暗里的 Nicky 则用西班牙文默默地在心里附和。 2012 年冬，我到 Nicky 位于英格兰 Weymouth 的宅邸登门拜访，踮起脚尖在她书房的窗前瞭望，窗口面对海鸟盘旋的岛屿，据说晴天时，可以越过海水遥见法国，此外就是连绵的寂静和排山倒海的书。房子是 Nicky 和她在英国绿党工作的先生自己建造的，上下两层从前厅打通，天花高悬，几乎每间房都是书房，每面墙都是书架，一只卷毛大狗审慎地站立在书架旁，俨然一位尽忠职守的图书管理员。书太多，一辈子太短， Nicky 却不像我，动不动就绝望。她去哪都会带上书，无论多么坚硬的纸张，在她的指尖下都会渐渐变得柔软。当时她正在读西班牙作家 Roberto Bolao 的《 Nocturno de Chile （智利的夜曲）》，只要是中文，西方牙文，意大利文和法语撰写的著作，她都尽量只读原文，她驾驭它们的能力，如风平浪静，乘母语出行。
我以自己学英语的痛苦经历，暗暗推断我们这些语言凡人和 Nicky 这种语言超人之间的差异。 Nicky 能够像昆虫学家发现萤火虫发光的秘笈那样，发现语言的美，不仅是发现，她还能（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它的美。比如她为我的一篇短篇小说翻译宋朝僧人释梵琮的《偈颂九十三首》： 白云无定，明月有期。
欲出未出，似归不归。
秋山呈锦绣，红叶满林飞。
瞥不瞥，知不知。
镜里无尘闲处照，柴头有火暗中吹。 Clouds indefinite, life-spanned moon
Desiring to leave, appearing to return. Yet neither.
Beauty-clad autumn hills, carmine-clothed forest trees
Seeing, knowing. Yet not.
A dust-free mirror for gazing in, firewood blazing in the darkness. 意，神，韵，声，色，一个不少，其中“归不归”与“知不知”羽化为“ Yet neither ”和“ Yet not ”，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无疑是天赋，但也许亦不完全只是天赋。和 Nicky 相识五年来，我发现她的心始终是敞开的。 很多西方人携带着“东方主义”旅行，对茶叶，瓷器，刺绣什么的表示垂青，却不见得有多关心美物的创造者，更不要说舍得花时间学习当地语言， Nicky 却不一样，她走到哪都不会错过和当地人交流的机会，了解当地民情。有一年 Nicky 到西安旅行，花了十元钱从一个经销商的手里买了一幅苗绣。她把它细心装裱起来，挂在伦敦的工作室里。白底黑缎，花随玉指，鸟逐金针，然而这精美却让她难安：“这些手艺人起早贪黑，绣到眼瞎，估计他们从经销商的手里拿到的最多也只有两，三元钱吧……真是让人心碎啊！” 近年来英国民粹主义崛起，右派政府恨不得驱逐每一条游入英吉利海峡的鳕鱼， 2013 年， Weymouth 的一家监狱亦被改造为“非法移民拘留中心”。Nicky 到拘留中心看望正待遣返的移民，她看到的不是右派报纸挂在口边的“人口数据”，而是制度的不公与个体的不幸。随即她便加入了一家反对拘留中心的慈善机构，成为义工，从事行政与秘书工作。她每周乘坐往返六个小时的火车从 Weymouth 到伦敦大学 Brikbeck 学院讲中文翻译课，每月带小孙女两天，每年翻译至少一两本大部头中文小说，此外还要出席各种文化活动，翻译比赛，国际书展，新书发布会以及来自各国文化机构的邀请……然而无论多忙，她从未放弃过这份义务工作。 佛说“心施”，舍身受身，得明净心。 Nicky 不是佛教徒，也许并不向往“一切种智心”。但我相信她这颗敞开的心，是她熟谙多国语言的诀窍之一。想要“外语”这种生性冰冷的怪物，对自己友善起来，却像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那样闭关自守，显然不可能成为 Nicky 那样的翻译大师。 感谢“单读·访谈”，让我和 Nicky 可以再次交心深谈。此前她对我说过很多有趣的话，都被时间的沙漏过滤了，无法还其原汁原味。这一次我要把她的话认真地记录下来。 这是 2017 年阳春里最明媚的一天， Nicky 在她位于伦敦南部的工作室里迎接我的到来。她穿着在慈善店淘到铃兰色的丝绒裙子，戴着铃兰和碧绿交汇的玻璃珠链，披着牛仔西装外套，脚趾慵懒地驯伏在一双奶白色的苏绣拖鞋之中。桌面上是她新沏的中国花茶，骄阳的金光烫着瓷杯的薄边，她的嘴唇偶尔合成一只贝壳，吹拂着蒸汽里的茶香。墙上遍布着她在中国的足迹，作家韩东的海报，一幅名为《雪岑萧寺》的山水画，友人赠送的书法，以及那幅让她心碎的苗绣……窗外是 1929 年修建的都铎公寓，白墙黑梁，敞篷泳池，和屋内素淡雅致的东方味道相比，俨然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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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你的父母对你学中文颇有微词，为什么？ Nicky ：我是在英格兰 Wiltshire 郡 Chippenham 镇附近的一个叫 Olive Mead 的农场长大的。我的父亲继承祖父的产业，成为富裕的农场主，身上具有某种典型的英国乡绅气质。父母都是保守的 Tory （托利）派，他们把我送进私立学校，期待我长大以后，嫁个门当户对的有钱人。当时的私立学校叫“公立学校（ Public School ）”，挺讽刺的。我的同学们大多都来自伦敦，他们都是年轻的 Beatnik （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受垮掉一代影响的小青年），比我这个乡下孩子复杂多了。相比之下，我就像一只“田鼠（乡下妹子）”，只会一头扑在学习上。还好，我的法语老师非常棒，所以考大学时，我考上了布里斯托大学法语和俄语系，但我的叔叔却在半途中把我拦了下来。他对我说：“你必须学中文，我们家族需要一个学中文的后辈！”他是《周日电讯报》的编辑，他认为中文是通往未来世界的大门，被他的两个孩子谢绝后，他就把目标转向了我。 中国对年少的我来说，是个让人着谜的存在，记得 13 岁时大病一场，哪也去不了，只好躺在床上，无意中看了一堆关于中国和丝绸之路的书，非常神秘。所以叔叔说让我学中文，我想想就同意了。通过关系，叔叔把我调进了利兹大学。和我们那 60 年代的青年学生相比，我真是乖多了，什么毒品都没有尝过，大麻也好， LSD 也好，统统与我无缘，大学期间一次酒吧都没有去过，每天埋头读书，因此成了我们那届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这和父母对我的期望形成了反差，父母希望我走寻常英国淑女的道路，将来好找个富裕人家。 单读：你在大学学习中文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十年浩劫，很多人不是饿死就被是被斗死了，你如何看彼时的时局？ Nicky : 老实说，我们当时对中国真正发生的现实一无所知。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毛是可爱的。除了鲁迅和矛盾的文学作品，我们几乎没有了解中国的任何途径，途径大都被封死了。我们有一位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中文老师，不过他在 1964 年前就回英国了；另一位中文老师，她也许是中国某位外交官的后代，她在布拉格爱上她的捷克外交官丈夫，两人一起逃离捷克，在英国避难，她也不太清楚中国发生了什么。伦敦唐人街一家卖中华字典和典籍的书店，老板唐先生认识中国使馆的人，偶尔会偷出来一些“内部消息”。我们听说中国正在闹“大肚子病（血吸虫病）”，这是一种赤脚在田里劳作，被虫咬导致的血液感染。总的来说，我们以为中国人正在经历一段美好时光。不光我们这样想，很多欧洲青年都这样想。意大利人，法国人……尤其是法国人。 1960 年代，法国的“凤凰书店”就是一位毛主义者开的，结果中国造反派闯进书店纵火，把一位女士给烧伤了。我也曾一度是毛的粉丝。后来我还买了一张陕西户县（盛产农民画之地）出品的毛主义画像，不是因为我仍是他的粉丝，而是想保存这个造像人的记忆——这个人一定花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制造这幅画像。 尽管我们对十年浩劫一无所知，但我的老师， Owen Lattimore 教授却是非常出色的。他讲蒙古草原上的牧民怎样为母马挤奶，讲得生动极了！他的演讲总是精心建构的，他总是抛出一段时间让我们沉思，他总是能在下课铃响 15 秒前，给出一个切题又有力的总结。 15 秒，连表都不用看。他总是反复纠正“ Tartars ”的拼写是错误的，正确的是“ Tatars （鞑靼人）”。 单读： 1975 年，你从利兹大学毕业后不久，学院要求毕业生旅行访学，你去了哪？ Nicky : 其实 1972 年我就毕业了。学院本来可以把我们送到台湾去的。但是行政部有点势利，他们不想送我们去台湾，因为去了台湾就等于背叛了大陆。所以他们宁愿等，等到大陆开放访问政策之后，再把我们送进大陆。我们等了三年，直到 1975 年，我才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 单读：到了中国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Nicky :我们去哪都被中国方面指派的随行人员跟得紧紧的。我们去参观工厂，幼儿园和人民公社，每个人都排着队笑脸相迎。我特意排在末尾，一心指望能和谁说上一两句中文，你好吗什么的，然而我们却根本没有和他们单独说话的机会，能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已实属不易。两周的北京－长沙－广州“友谊交流”结束之后，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1989 年 10 月，我独自一人，第二次踏上去中国的旅途，住在我北京朋友东直门外的家里，才第一次对文革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我的中国朋友为 BBC 工作，她的家人有遗传性糖尿病，文革期间被打成“臭老九，黑五类”，没有人愿意为她的家人治病，差点病死了。那次旅行对我来说相当漫长，我的女儿才三岁，我把她留在了英国；加上北京城里似乎弥漫着某种异质，空气几乎是凝固（原话为“紧张”）的。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乱逛，看馒头在早餐摊档上滋滋地冒着白气，找机会和每个人说话。当时的北京还是“老北京”，老百姓是淳朴友善的，他们试图从震惊中平缓下来，见到外国人，都蛮开心的。除了派出所找我的朋友麻烦以外——因为我的朋友没有向派出所报告我的来访。 单读：你距今最后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你对今日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 Nicky : 我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秋天，我到长春去参加第四次汉学家会。 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相比很不一样，奢侈品牌店长得和巴黎，伦敦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当然我总能找到一个去处。记得 2016 年八月，我到武汉黄石市去看韩东持导的电影《在码头》的拍摄现场，我和剧组人员住在同一间旅馆里，相处得非常开心。但旅馆的保安却对我保持着一股明显的警惕。在一次独自外出散步回来后，他甚至严厉地对我质问起来。查询我的行踪——无疑是他肩负的责任，于是我配合地答道：“我到路口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可以吗？” 记得多年前学者曹锦清在我翻译完《黄河边的中国》之后，带我和我先生去黄河周边的小城镇玩。他说他不太好带我们去那些他作“中原乡村社会田野调查”时去过的地方，因为那会遭来让人尴尬的质疑。谁叫我们一看就是欧洲人呢？他说如果我们是日本人，他就可以将我们乔装成讲粤语的香港人。你可以从这个故事里估算它的出品年份，今天的香港社会学家应该都能说一口普通话了吧！ 总地来说，每年一度的中国行，对我来说，渐渐变得有些力不从心起来，一方面是地理距离对体能的消耗，另一方面是随着年纪增大，我开始更倾向于美景和自然。但在中国找“纯自然”的风景点，似乎变得不太容易起来——当然美景是有的，只是你必须知道怎么到达那里。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他们基本上都是作家和翻译，尤其是有孩子的，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环境污染，高物价和中国的学校。中国的学校并不鼓励学生激发创造性，太多“拷贝”和“规章”。 http://www.pkww.net/source/plugin/csdn123_news/csdn123_showimg.php?url=http://mmbiz.qpic.cn/mmbiz_jpg/b5TdseW7XbyPUlwdpichV3TibczaXrkLc3ic0m4lCoCPBjcFgiclXJLcVZmzMUFqWvxcLbEgAV0c6A1OQ9HwjkzQicw/0?wx_fmt=jpeg汉学家 Nicky Harman
单读：你为什么选择中国当代文学？ Nicky : 当时我们中文系正在着力培养有实际操作性的，有雇佣价值的学生，理想的学生需要对现代中国建立起全面的了解。于是我们从零开始，聚焦现代汉语，进入了四年浸泡式苦读；另一个原因是，那是文革时代，文言文并不时髦——虽然我们老师的文言文似乎更胜一筹。我的一位导师是 WJF Jenner ，他是《西游记》全版的杰出译者。 单读：你第一次阅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哪一部？是什么因素诱发你晋身为文学翻译家，而不是学院期望的“实用青年”？ Nicky :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认识了赵毅衡，他当时在 SOAS 伦敦亚非学院教书。他拿了一本虹影的小说《 K 》，请我翻译，那会虹影是他的太太。从此，我就渐渐地爱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我爱上了中国作家的多样性，多元的声音，风格和叙事。我爱上了为某个中文词语寻找英文配对的过程，简直就像一场脑力田径。我亦感觉自己在给英语读者们一个不同视角看世界的机会。 单读：以你对中国的了解，若作品中含有华而不实的成分（比如带着某种宣传色彩），你一定能嗅出来吧？ Nicky : 我太幸运了，从来不用不翻译那些“宏大的作品”。说到嗅觉，偶尔我也能嗅到作品的一丝疵误，通常我都会写信请教作者，寻求最佳的翻译方案。不过，我也有大头虾的时候，在翻译《黄河边的中国》时，当作者写到“穷苦的农民忙活一年，将一头生猪养到 15 公斤肥时，便送到市场上去兜售。” 15 公斤是一只手提行李箱的重量，应该是 150 公斤才是。作者看不出来，编辑也看不来，我也看不出来——一群“知识分子”！还好我先生看出来了，他是数学老师。不然到了农民手里，肯定会被一眼识破的。农民的生计全拴在猪的重量上了。 单读：你早年自费翻译韩东的作品，经历十分曲折，可以分享一下么？ Nicky : 西方的出版社一般有了自己的选择，然后才找我翻译。反道而行，如果是我率先找到一本书，向他们推荐，通常来说他们都不太想出。比如韩东的《扎根》，翻好之后的很长时间，我压根不知道找谁出版，我当时也不认识多少出版社。最后我对自己说，如果英国没有人出版，那么我应该试试美国。美国有两家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没回我的电邮（这种情况很常见，相信我），所以在联系夏威夷出版社时，我就干脆不发电邮了，直接打电话。正巧一个编辑接了电话。我举着话筒说：“嗨！这是来自伦敦的 Nicky Harman ，我有一本好书，我相信你会出版。”她说：“好吧！你说说看，是什么书？”结果这本书终于出版了。但是我和韩东至今没有拿一分钱。我把我的版税全都给了韩东，翻译费就不要了，两个人的版税加起来竟然只有 75 英镑——好荒谬！所以干脆不要了。当时西方大学出版社就是这样，他们以为这是你的学术项目，而你是有工资拿的，不缺钱。从此以后，我对我的学生说，千万别模仿我。 今天，我们如果想向出版社推荐作品，不用再翻完全书了，只要翻译其中一章就好。西方的出版界对中国文学界所知甚浅，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取舍也绝大部分取决于出版社的营销攻略，市场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出版社只卖可能会好卖的书，凭着文学经纪人递上来的一章翻译小样，决定某书是否能畅销，并非易事，所以一本书的出版过程极其缓慢，尽管近十年来情况有所好转。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西方的出版社并不在意某部作品是否在中国获得过大奖，或者作者是否属于超级畅销作家。他们更喜欢自己（以他们对西方读者的了解度）做判断。 单读：你的翻译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遇到那些特别奇葩的网络用语？ Nicky : 我会打一个初稿。然后修改，出二稿。有时候三稿到四稿，最后再来个整体抛光打磨。在这其中的某个阶段，我会遇上一些问题，我会做一翻查询，完全无果之后，便会向作者求助。作者们都会竭尽所能向我提供帮助和解析，这是我最享受的一部分。作品出版之后，我会参与宣传，出席新书发布会，或者写博客和书评。真幸运，我从未遇到特别奇葩的网络用语，交到我手上的作品，都是用词考究，精心书写的。 单读：我们对新生代作家的兴趣更大于那些名声显赫，似乎可以盖棺定论的前辈作家，在你涉及的新生代作家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翻译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Nicky : 我翻译过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比如来自颜歌和孙一圣的，它们都是欧宁推荐的。对能够翻译类似的原创作品，我自然非常欣喜，尽管他们的风格差异极大。颜歌是语带讥锋的小镇生活的观察者，长着刺的简奥斯汀。孙一圣是超现实短篇小说家，追求高度视觉化，悬念化。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挑战度和翻译前辈作家的作品是一样的。作家写得越好，翻译的难度就越大，对英文版本的优秀程度要求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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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从未得过茅盾、鲁迅或人民文学奖之类的无名小卒，怎样才能把作品送到你的翻译桌上？ Nicky : 自我推荐？嗯，最好还是通过纸托邦（ Paper Republic ）或者路灯（ Pathlight ）那样的媒介比较好。因为这些平台拥有更多人力去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别忘了我们都得在非牟利工作和薪金工作之间找平衡点。我会建议这些作者在投稿之前，做好家庭作业，研究一下他们的作品整体上是否能在英语里找到契合点。另外，别忘了附上一份有用的小说创作背景资料。 单读：向读者介绍一下《纸托邦》好么？ Nicky：纸托邦短读（ Read Paper Republic ） 或， Paper Republic （纸托邦）是一个以中译英文学译者为依托的双语文学和文化交流平台。自 2015 年 6 月 18 日起，纸托邦便发起了“纸托邦短读”（ Read Paper Republic ）的项目，每周免费发表一则中文短篇、散文或诗歌的译作。截止至 2016 年 7 月，我们总共发表了 53 部作品（其中 4 首诗歌， 5 篇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余的是短篇小说），其中 24 篇是首发作品。这 24 篇新作，大部分是翻译家自己提供的，也有一部分来源于我们邀请的作家的供稿。我们翻译的华语作家主要是当代作家，即仍在世的，有一些相当年轻，也有像鲁迅、老舍、沈从文等这样的中国文学大师。目前为止，我们选择的作家主要是大陆作家，另有三位香港作家，三位台湾作家；总计 20 位女性作家、 27 位男性作家，其中有贾平凹、阿乙、邱华栋、曹文轩等等。 为了宣传《纸托邦》，我们办了不少讨论会。比方说，在我们跟英国利兹大学中文系合办的一次活动中，我们邀请了香港作家谢晓虹，《人民文学》在海外推出的英文版《路灯》 （ Pathlight ）的编辑部主任戴夫·海森（ Dave Haysom ）等，和我一起，就“ STORY OF A STORY （一个故事的故事）”为题进行讨论：从一个中文短篇小说，如何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短篇小说谈起，具体到其中经过了哪些步骤，哪几种变换等等。座谈会用视频记录下来，在网站上传播，从而吸引了更多听众。又比如，我们在伦敦、利兹、北京三个城市，办了一个晚上的“读书俱乐部”。读者提前看了四个短篇小说，然后就每部作品参与讨论；每个小组都请了翻译家作主持人，三个城市分别都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反馈。 《纸托邦》也跟其他文学杂志进行在线合作。 2015 年到 2016 年，我们选择了跟“渐近线（ Asymptote ）”文学杂志，《洛杉矶时报书评》等文学杂志同时出版短篇小说。我们还跟利兹大学中文系合办了两次翻译比赛，获奖作品在《纸托邦短读》网页上出版。如果某个短篇作品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它的主题跟新闻热点或者某文化节日相关，那么，读者会多感兴趣一些，关键是找到合适的相连。比方说，去年春节是猴年。我们选择了《西游记》十五章来发表，同时请了《西游记》的译者，我的导师 WJF Jenner 写文章，讲述翻译过程中的挑战，他的文章在《洛杉矶时报书评》同时发表了，小说和文章便得到了一个相互的链接。又比如，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我们选择了一篇报告文学，鲁敏写的 《 1980 年的第二胎》（“纸托邦短读第 21 篇”）。让人鼓舞的是，这个报告文学给了西方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纸托邦”的四位编辑都是志愿工作者，我们的劳动是义务劳动。翻译家和作家在提供他们的作品时，也是免费的。虽然文学是一项 Labour of Love 的事业，但没有运作资金，我们的步履有多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单读：你觉得你和年轻一些的翻译家有什么不同？ Nicky : 很多青年翻译，在中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他们的中文都非常好。我认识的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翻译，她的口语好极了！像 Eric Abrahamsen ，他的中文也非常流利。我不会将自己划到“辈分”里面，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特殊。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已经退休了，但我觉得自己刚刚开始，我的翻译事业才进行了 20 年，我还有 20 年的路要走。 http://www.pkww.net/source/plugin/csdn123_news/csdn123_showimg.php?url=http://mmbiz.qpic.cn/mmbiz/b5TdseW7Xbwicic7ib4LstXKNddGSVS85tVk44NBeKFny0u5AdsbcyxmK6V1FYUVMUuOn2bNCTS2kq6EYeC4GbJibw/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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