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胡敦荣 于 2017-10-11 19:07 编辑
姐姐
很多人都有姐姐,可我总觉我的姐姐与众不同。 我有两个亲姐姐,大姐比我大二十多岁,是与众不同吧。在我很小的时候大姐就参加了工作,后来她随大军南下,留在南京工作。68年我去看她,见到我她亲的不得了,晚上睡觉要我挨着她睡;吃饭时她把孩子们支到一边跟我一起吃,听说我爱吃人青菜下面条,她顿顿做给我吃;她买上布给我做上漂亮的花褂子;她爱与我一起出门,只要见到熟人就很自豪地介绍说:“这是我妹妹!”……姐妹亲情溢于言表。前几年我去看她,她的身体尚可,现在九十多岁的大姐夫妇自理困难,为了少给子女找麻烦,他俩住进了敬老院。我从心里祝愿大姐夫妇身体安康。 二姐比我大一岁,她46年出生,我47年出生。 1. 初识 解放前夕,父母都投身于繁忙的工作,我俩很小就被送进机关托儿所。那真是“长托”,父母几个月或者半年才去看一次,我与二姐虽同在一所,但我俩互不相识。一次父母去看我们并到照相馆给我俩拍了个合影(照片1),后来托儿所发生了一件轰动全所的事,就是由这次照相引起的。有一天夜里,管理员查夜,发现中班少了一个孩子,这下惊动了全所的工作人员,大家都从梦中惊起,四处寻找。她们焦急地找遍了托儿所的各个角落均没发现踪影,一个个如油煎火燎。就在大家感到事态严重准备报警时,大班值夜的阿姨跑来说大班多了一个孩子,大家急忙跑去一看,正是失踪的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我。原来,自从与姐合影相识后,姐的身影便刻骨铭心,我一心想与姐在一起,可严格的分班管理难遂人愿。有时我趁中班的阿姨不注意,偷偷地跑到大班去找姐,但马上就被“遣送”回班。这一天,我又一次被“遣送”回来,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看到值班的阿姨睡着了,我就悄悄地下了自己的小床,直奔大班的宿舍。多亏夏夜门户大开,且大班的阿姨也睡着了,我找到姐的小床,掀开蚊帐一头钻进去挨着姐立即就进入梦乡,完全顾不得蚊帐外面还露着一条腿。在全所阿姨焦急找孩子时,被惊醒的大班阿姨警惕地去查看本班的孩子,她发现姐的腿露在蚊帐外,过去为姐整理蚊帐时,才看到里面多了一个孩子。这件事发生时,我懵懵懂懂的刚记事,详细过程是后来妈妈讲给我听的。现在回想起来,亲情的威力非同小可,那么幼小的心灵竟会被它震慑,可见手足之情乃发自骨血。 2. 愉快的少年,。
二姐的与众不同是公认的。她不仅模样与我不同,(她像爸爸、我像妈妈)性格也与我也大相径庭,她胸怀坦荡、开朗豁达、敢说敢做、泼泼辣辣,生就一副男孩脾性;而我则柔心弱骨、执拗任性、胆小愚懦,是个典型的弱女孩。刚上小学时,我们住在胶州招待所,恰一黄梅戏班也住在这里,放学后我与二姐就去看他们排练,不知不觉也学会了几出黄梅戏,如:《打猪草》《夫妻观灯》《拾棉花》……从此,二姐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男角,我则扭扭捏捏地演女角,我们双双出入过许多舞台,曾轰动一时。有一年,我俩代表店集小学参加县文艺汇演,一出《打猪草》唱下来,竟压倒了那些大人的节目,在全县获得了二等奖。 二姐虽然才大我一岁,但她太会当姐姐了,所以从走出托儿所起,她就是我的主心骨,我事事依赖她,离开她我几乎不能自立。那时是她给我梳头,她若没空,我就蓬头散发等着;每天上学的路上,我紧紧跟着她,片刻不离。记得有一次,一个比二姐高一大截的男孩无缘无故地欺负我,气得二姐大吼一声跳起来揪住那男孩的耳朵,一下把他按倒在地,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不论在哪里只要有二姐在,我就无所畏惧。 58年妈妈从原博山县委(源泉)调往淄川的太河工作,我们家也随之而迁,12 岁的二姐考入淄博二中留在源泉。离开了她,我没了依靠,总感无着无落,于是天天盼星期六,星期六的傍晚,二姐就会从源泉回到太河,我就能见到日夜思念的二姐了。只要她回来,我就缠着她讲这讲那,她也就滔滔不绝。她绘声绘色地讲她学校的宽阔、讲她老师的和蔼可亲、讲她同学的活泼风趣……我就像听天方夜谭,津津有味。那时二姐的日记,不允许别人看,却允许我看,我觉得她写得棒极了,“我的青春就像一股清澈的泉水,使人一看便知深浅……”清丽的语言表达着二姐清纯的感情,二姐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3 漫长的思念
63年我初中毕业,二姐执意让我去源泉考高中,可那正是我国的困难时期,当时父母的工资不高,却要供我们六人上学,家中经济很困难,所以我决定考师范(学校管饭),缓解家中困难。64年二姐高中毕业,她本来文科很好,但听说理科对国家贡献大,她断然放弃了自己爱好的文而选择了理,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这时我已是淄博师范二年级的学生,暑假我们一起离家,她赴西安,我到周村,我俩在张店合影留念,(照片2)从此拉开了漫长的思念。 69年二姐大学毕业,她不顾我和妈妈的苦口劝说,毅然奔赴祖国的大西北——兰州。那时的兰州生活条件极差,远离亲人的二姐就像一粒种子落进那厚厚的黄土地里,顶风冒寒,发芽、长叶,自强不息地长成一棵大树,昂首挺胸,无怨无悔。我师范毕业后留淄博任教。几千里路途的遥遥相隔,我们难得见面,屡屡相思,满腹的话儿,只能寄情片片薄纸。至今,我仍保留着二姐给我的每一封信,每每翻阅,二姐那饱满的工作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无限关怀,仍洋溢在字里行间,令我激动不已。二姐是他们厂设计所的高工,既要绞尽脑汁地设计,又要不时地外出参与调试,常常东奔西跑。姐夫专注于西路军的研究,常年奔走在河西走廊,二姐肩挑工作、家务两副重担。92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二姐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我因胃出血她住进医院,尽管信的结尾有“不严重”的语句,但只“胃出血”三字就令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我恨不能插翅飞往兰州,扑到二姐床前。当我请了假心急火燎地赶到兰州时,想不到二姐已出了院。她说,一是因为厂里有紧急任务,二是因为前往医院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她不愿同事们一个劲地为她跑。 我在兰州住了几天,白天二姐投入紧张的工作,晚上我俩同床而卧,知心的话儿如涓涓的流水不断滋润我俩的心田。二姐的厂子需要一个线路图,倘若从外面买要花几万元,二姐说这个图她可以搞出来,为此二姐专程去西安交大请母校的老师帮忙,正好与我返回同行。在西安,二姐带我参观了她的母校,在老师的帮助下,她很快完成了任务之后陪我遍游西安。天天劳苦奔波,我担心二姐的身体,她却爽朗地说:“不要紧,我的身体壮得很,那点病早被我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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