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台 包泉敏 说起《桃花扇》,大家一定知道其作者孔尚任,也都知道其为“圣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但是,要说起孔尚任与王士禛的关系,可能很多人并不知晓。 先微剧透一下,孔尚任是王士禛的重要诗友,他们二人自定交以后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尤其是王士禛对孔尚任可谓关照有加,帮助多多。那么,二人之间具体有哪些交谊?请听笔者一一道来。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谥文简。山东济南府新城县(今桓台县)人。清初诗坛领袖,杰出诗人、文学家。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一生仕宦通达,著述等人,有“一代正宗”之誉,文政兼优。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康熙六年(1667)前后考取秀才,以后参加岁考未中。二十年(1681)捐纳为国子监生。二十三年(1684)冬,康熙南巡,返经曲阜,致祭孔子,被荐御前讲经称旨,次年即应招进京录为国子监博士。不久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出至淮阳协疏黄河海口。二十九年(1690)回京仍为国子监博士。五年后迁户部主事,任宝泉局监铸。三十六年(1697)封承德郞,三十九年(1700)升户部广东司员外郞,不久即罢官。著有历史剧《桃花扇》等,因此剧,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昇并论,并称“南洪北孔”,成为清代最享盛名的戏曲家。 从上述简介中可推知,孔尚任的仕宦生涯只有16年。在这短短的16年里,他与王士禛都有哪些交集呢? 康熙二十九年春,孔尚任由淮阳返京,这年冬天,王士禛在家中招饮了孔尚任,这标志着二人正式订交。能够得到当时文坛领袖的青睐,孔尚任自然欣喜异常,特作《王阮亭先生招饮,同顾梁汾、孙孝堪》诗以记此事。诗中写道: 陋巷稀晴光,北风吹屋瓦。拥衾昼眠时,酒钱无人假。羡君宠命新,朱门隔广厦。谁知一片心,却向寒僚写。巍巍冕与轩,对客意潇洒。列坐书帷中,居然见董贾。书整如庙廊,书散如草野。比之行山阴,耳目不暂舍。况复同坐人,顾孙皆大雅。欲读妨高谈,欲谈误怀斝。一室如春风,四体就陶冶。月照西峰明,扶醉上疲马。行行俯首思,凤麟出世寡。贱子百无长,双手等闲把。四海抱奇人,无限思君者。 细读此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孔尚任初入王宅时的兴奋,以及对这位当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的无限敬仰之情。 两人订交之后便常有往来,如共赏琵琶演奏,一起看花吟诗酬唱,共同鉴赏古玩字画等。孔尚任好收藏古物,每每得到好的古董文物,便会约王士禛前来赏鉴与考证,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康熙三十年(1691)初夏,孔尚任于慈仁寺淘得宋代绍兴内府琵琶两柄,大者名“大海潮”,小者名“吟蝉”,特请王士禛前来观赏,此事后来被记录在王士禛《居易录》中;康熙三十一年(1692),孔氏又得汉玉羌笛、唐制胡琴各一枚,形制古雅,再次邀请王士禛前来赏签,随后,王士禛亦将其记入《居易录》卷十八中。王士禛花甲生日时,孔尚任特做《寿王阮亭先生》诗一首相赠,诗云:“文章独大家,簪笏势能全。冷使门如水,香闻袖带烟。称觥仍雅集,颂寿亦名篇。来着围棋者,鬚眉半古贤。”,从诗中亦不难看出,孔尚任对这位“文章大家”的无比钦佩与倾慕。 两人订交时,正值王士禛新迁兵部督捕右侍郎,而孔尚任为国子监博士。王士禛虽文高位重,“龙门高峻”,却并没有“摆谱”,奖掖后学、礼贤下士是他一惯的作风。康熙三十二年(1693)夏秋间,他亲自上门去拜访了孔尚任,并为孔氏书斋命名为“岸堂”。此后,王士禛还数次造访过“岸堂”,前往观看其所藏文玩,相互交流收藏得失经验等等。在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五中,还有关于观宋方炉、曹娥碑、汉铜尺、布帛尺、小忽雷、大海潮等的记载。孔尚任也曾为王士禛操办过著作刻印诸事宜,据载有13种之多,可见并非一时一地完成,这也足见王士禛对孔尚任的信任。 读者可能会问,康熙二十九年时,王士禛已是京城高官,而孔氏仅为一个从七品小官,如此地位悬殊的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具体分析,原因有三:一,王士禛身为诗坛领袖,以风雅自命,虽为高官,却未改诗酒风流,尤其喜欢延揽文人墨客,而孔尚任此时已有一定诗名,他曾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发起过一次红桥修禊活动,参加者达20余人;二,两人同为山东人,一起在京为官,而且,孔尚任身为国子监博士,官虽微却是“圣裔”之身,非一般部曹可比;三,嗜收藏、好鉴赏等共同爱好,使二人于案牍劳形的疲惫之余,有了更多接近彼此的机会。 康熙三十八年(1699),孔尚任倾十数年之功、三易其稿的历史剧《桃花扇》杀青,消息传开后,京城沸腾,“王公荐绅,莫不传抄,时有纸贵之誉”。梨园上演之后,更是引起了巨大轰动,康熙帝闻后也差人索阅,而且要得“甚急”,仓促之间找不到缮本,后来在中丞张平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而此时,孔尚任刚刚由吏部主事升迁为户部员外郞。创作上的成功加之事业上的升迁,可谓“双喜临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在春风得意之时的孔尚任,却在第二年被突然罢了官。 作为孔子嫡孙、又曾被皇帝破格提拔,正处于事业发展高峰期的孔尚任,为何却被突然罢官,永远结束了政治生命呢? 据有关资料记载,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圣裔”身份被康熙看重,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这不仅表明了康熙皇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帝王对儒家学说高度认同的态度,同时也说明,他还希望这位儒学创始人的后代能够进一步弘扬儒学,有所作为。但孔尚任入仕后并未做出多少实绩,而且,还写出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这样的戏曲作品,而其中所流露出的故国之思、兴亡之叹,也犯了清初统治者的大忌。未能尽心王事,有负皇帝提携初衷,孔氏后因“耽于诗酒,废政务,宝泉局监铸不善”而被罢官,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度因《桃花扇》的成功而备受青睐,曾“独居上坐,命诸伶更番进觞,邀予品顾,坐上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的孔尚任,被罢官后便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旧约如期少”“亲朋多淡漠”。事态的炎凉,使孔尚任心灰意冷。然而,王士禛却没有疏远陷入落魄中的他,而是及时伸出了援手。 孔尚任被罢官之后,曾滞留京城二年多,期间生活一度非常窘迫,其《新寓暖炉诗》中“冷灶烟初暖,贫交迹不稀。还能斟腊酒,尚未典春衣”句,当是其清苦处境的真实描述。正当此时,王士禛“资助孔尚任米炭”,帮他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孔尚任为表达感激之情,特作《谢阮亭先生送米炭》长诗以纪此事,其中有“新城清风天下闻,乃有大被暖铁汉。诗穷还待诗人疗,诗人以外堪长叹”的诗句,表达出了他对王士禛为人清介有守的赞许,以及使其全家人免于冻饿之灾的救命之举的由衷感激。 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孔尚任凄然离京返乡,临别之际,又作《留别王阮亭先生》一首,洋洋洒洒300余字,深情地回忆了他与王士禛二人之间的交往过程,并在文末倾吐了其郁于心中含冤莫吐的痛苦之情。诗罢,孔尚任离京返乡,生活从此切换到了清苦寂寞的隐居模式,之后,曾外出做过幕僚,但终不如意。 综上,王士禛与孔尚任,自康熙二十九年订交,至孔尚任康熙三十九年被罢官,二人仅有十二三年的交集,这十余年间,作为朝廷重臣、文坛盟主的王士禛,除了与孔尚任一起读书吟哦、诗酒唱和,一同鉴赏文物古玩,愉快地度过了许多公务之余的闲暇时光外,还在生活上给予了其诸多关怀与帮助,尤其是当孔氏落难之时,王士禛还屡屡雪中送炭,曾经的深厚交谊和“及时雨”般的帮助,对孔尚任来说,自是没齿难望。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王士禛卒于里第,孔尚任闻讯后,自曲阜亲自北上前来吊唁,而当时孔氏也已年逾花甲。试想,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拖着老迈的身躯,隅隅地行进在自曲阜前往新城近600里的泥土道路上,全然不顾鞍马劳顿,为的只是能在逝者灵前留下最后一掬伤心、感念的泪水,想必,这位老者一定是怀着至纯至酽、无比深厚的感情而来的吧! 王士禛去世七年后,孔尚任病逝于曲阜石门家中。他与王士禛相识相交的背影,从此便成为永远也抹不去的历史记忆,长留在了青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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