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淄水金山黄丰年 于 2018-3-16 04:46 编辑
张店:黄丰年 不弃发妻的高干于子厚 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内经常看到一位细高个,戴着一顶蓝色的咔叽布帽,清癯的脸上略有几个老年斑,拄着手杖,留着胡须,镶着银牙,和蔼可亲,说话不紧不慢的长者。庄里人都非常尊敬他。小字辈亲切的喊他二爷爷,中年人喊他二大爷。他每天早晨或者其他空余时间都在村外风景秀丽的淄水河边,金牛山下或者田间巷陌散步。就是不认识他的人,一看他挺直的身板与不凡的气质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不错,他就是邻近四村有名,干部群众都尊敬爱戴,不弃发妻的高干(行政十三级),卸甲归田的于子厚先生。 于子厚(1902——1990年),原名于太丰,子厚是其表字。他出生于南沙井村一农村家庭。家父虽是农民,却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虽说子女多,却尽量让孩子接受文化教育。于子厚也在家里的努力下进了私塾。他学习勤奋刻苦,《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论语》《孟子》等基础课程都学得很好,多次受到先生表扬,并鼓励他的父亲,而后有条件还要让这个孩子再继续学习,以后必成大器。 1920年于子厚先生又到了当时发津贴的博山师范讲习所(学制两年,)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现代教育,知识升华。毕业回乡先后在博山南部的北博山、邀兔、淄井、朱家庄、本村小学及莱芜周家庄小学任教。在本村任教阶段,受到本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东石马地下党员李东鲁等同事爱国思想的熏陶,思想追求进步。在莱芜周家庄任教期间经人介绍与该村的农家女苏桂芳结为连理,一生不离不弃,养育了四子一女,成就了白头到老的伴侣,夫妻恩爱一生的佳话。 子厚先生有文化,接受新生事物快,思想进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特别是日寇侵华,残酷屠杀蹂躏国人的战乱时期,子厚先生将自己、家庭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在共产党的感召下,他的爱国情怀与激情得以释放。他看到不少同仁都纷纷参加革命,或以教学为掩护建立组织,发动群众加入到抗日斗争中。子厚先生也告别了他的小学教师生涯,告别了他的父母、发妻与孩子,脱下了长衫,于1938年2月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日队伍,从此以一个职业革命者的身份,献身于血与火的艰苦革命斗争中。 他外出参加革命工作后,妻子苏桂芳带着年幼的几个孩子,还得照顾老人,艰难度日。他到“外面”工作,其实家中也不知道他在外干什么。只知道他和村中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干“公家事”。那时子厚先生在外目睹鬼子三天两头进村扫荡,抓壮丁,搜捕革命党人,抗日家属,民不聊生,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悲惨景象,更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在南沂蒙抗大五团学习毕业后,在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为我抗日将士做后勤保障工作。我在十几岁时就听我父亲说:“你子厚大爷当年在南沂蒙带着二百多人的缝纫人员,在恶劣的环境中,依靠军民的掩护为咱八路军做军服被褥。那时候日寇汉奸经常围剿根据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在秘密的环境中紧张工作。这一百八十多部缝纫机,二百余人的后勤被服厂,任务相当的繁重,且经常搬迁,艰苦的工作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直接领导是后来在中央工作,曾为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是他在1939年介绍了于子厚入了党,成了子厚先生革命的引路人及革命战友。日寇的扫荡,汉奸敌顽的破坏,机器拆卸,厂地经常转移,他带领这支军队被服保障队伍,年年都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上级特地为他配备了警卫员与战马。 常年做军服,但是他们常年穿的是旧军衣,一年到头很少替换,况且大多时间和衣而睡,人人身上都生满虱子。没有办法,只好在工作环境稍微稳定时,脱下满是虱子的军衣,冬天进行冷冻,夏天进行烫煮或火燎,生活紧张艰苦。警卫员年龄很小,还是个孩子,衣服破了不会缝补,是子厚先生为他缝补衣服。有时没在炕上睡着了,他便把他抱到炕上。平时有空就教他识字念书。有一年秋天,日寇扫荡全体人员转移,三天没有吃饭,饿得实在不行了。看到树上掉下的柿子,捡起来就吃,吃下后难以消化,胃疼难忍,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出去“干公家事”之后,妻子苏桂芳和几个孩子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艰苦度日。他心里一直惦念在外干公家事的丈夫,担惊受怕。其中有三年音讯全无,她甚至不往好处想。有一次村民岳长祯,在莱芜逃难,正好碰到日寇扫荡,他逃到了山上一间破石屋中,进去正巧碰上也在这里躲避敌人扫荡被冲散的于子厚与警卫员。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几年不见,两人抱头痛哭。岳长祯回到村后才将此事告诉子厚先生的家人,家人从此才知道他还活着。妻子苏桂芳又高兴又担忧,始终系念着丈夫。就是在这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于子厚和全体人员转辗于沂蒙山区。这一去就是七年,直到日寇投降,后来又随着工作的变动,转战其他地区。在1940至1948年期间先后任赣榆县经建科、鲁中专署经销科、山东矿务局经营科任科长。 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结束后,工作也相对安定了。 从参加革命在外工作,妻子苏桂芳,含辛茹苦,带着孩子操持家业,受尽了苦。长子于永锡,次子于永铸,三子于永鑫相继成家,各自过日子。建国初他被调到了华东煤炭管理局,任经营处处长,后调至国家煤炭管理总局任销售处处长。国家燃料工业部成立后任销售司司长,负责全国的煤炭计划分配销售工作。他进城后工作紧张,但他没有忘记与自己二十多年的发妻,也没有因为妻子没有文化,长相一般,不会说,不会道,况且又是小脚,进城后影响他的面子而休弃。不像有些人成了陈世美,将支持自己革命的发妻以父母包办,不识字、思想守旧,摆不上桌面,没有感情等等所谓的理由而抛弃,在外找上了体面的娇妻。而子厚先生没有这样,他首先想到了支持自己在外工作,在家辛辛苦苦服侍老人,拉扯孩子的发妻苏桂芳。让长子次子三子都在家做工务农自持家业。将发妻与四子永铭及女儿秀英,接到了北京。妻子进城后,生活习惯与城里不适应,他也没有表示出一丝不爽的神色,而且一如既往的钟爱着她。听人说那时煤炭燃料部家属大院里不少人看到于司长妻子是小脚,都用惊奇的目光打量这位从乡下来的黄脸老太婆。甚至围观,并带着讥刺的神情与言语说于司长进城带来了一个小脚女人。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子厚先生的为人坐标,把这些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周到细心照料着妻子,好像要把多年来对她的歉疚补回来。对比他人进城休妻的品行,于司长高尚的人品及人格获得了领导同事的钦佩与赞誉。 在这样稳定而坦然的工作环境中,全家其乐融融。次子永铭与小女相继工作与入学。永铭劳动技校毕业后分配江西萍乡工作。由于在此地工作不服“水土”,要求父亲将他与妻子调往北京,但被子厚先生拒绝,并要求他要安心工作。就这样对其调动之事不予理睬。后来还是他的热心同事暗中帮忙才将其调到了河北唐山工作。 1964年于子厚响应中央精简机关,充实基层的号召,调到了河北省煤炭管理局。全家从北京搬到了天津(当时河北省省府在天津)。他从繁华的北京,从人人向往的首都举家迁到了河北省天津市,职务也由司长降到了处长。他无怨无悔,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 1967年天津市升格为中央直辖市,河北省省会迁至石家庄,河北省煤炭管理局也随之迁往。但由于子厚先生已六十五岁,(那时高干可到65至70退休)临近退休。他选择了留守处理煤炭局的一些善后工作,直到整个局机关全部迁完。 退休后是随着单位到河北省新省会石家庄的干部休养所,还是到老家淄博市干休所,还是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南沙井颐养天年。按照生活方便,又有组织照顾,还是到公家办的干休所。子厚先生想到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早晚还得到桑梓之地。古有卸甲归田,告老还乡之说,还是回到老家与庄里乡亲“采菊东篱下”“把酒话桑麻”。三个儿子还在老家,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与子女各在一方,最后与妻子商量决定谢绝领导同事的好言相劝,一步到位,回到老家休养。 (未完,在回复中继续)
妻子苏桂芳的遗属补助证 黄丰年:山东 淄博职业学院教师。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人,现居淄博张店。 爱好文学写作,喜欢散文、纪实文学、诗歌创作。系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音乐家协会会员,音乐文学协会会员,淄博网络作家协会首批会员。在多家报刊媒体发表作品三百七十余篇。专著《金牛山大观》、《绿洲沃土》、《雪落无声》、《金牛山大观》增修版(与丁恩昌先生合作)、《五谷杂粮》、《瑞雪映春》主编或参编多部文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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