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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黄丰年 题记：今年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在父亲节到来之际，以此代表全体家人对父亲深切缅怀与悼念。 前进的动力 永久的思念 ————怀念亲爱的父亲 1995年重阳节后，在张店工作的我突然接到家中的电话，得知父亲病重。当时我就有预感，因为做了一个父亲向我辞别的噩梦……我不相信迷信，这莫非是人们所说的心灵感知，是否父亲他……我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知道父亲长期以来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心力交瘁，在中年之后染上了多种疾病，曾做过两次大手术，晚年又得了帕金森综合症，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等，走路蹒跚行动不便……莫非……我急忙向领导请了假，并向有关同志交代了工作，又和家属简单地嘱咐了几句，便乘车急匆匆赶回家去。到家，全家人守护在父亲身旁，我泪水涔涔左呼右喊，没有把父亲唤醒，更没有说上一句话，便询问医生，医生只是摇头，已无回天之力，只是说现在输水也就是尽上儿女的心意罢了，并建议赶快准备后事。我听后不禁失声，盼望父亲睁开眼再看看儿女一眼，张开嘴再对儿女说上几句话，这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只见他老人家象平时睡觉打呼噜一样，红彤彤的脸膛是那样安静慈祥，可谓寿终正寝。一九九五年（农历）九月二十日晚上七点二十分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安详。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每当我回家，看到父亲画像中慈祥的面容，和蔼的神情就象又和我在一块说话一样，随即一幕幕往事呈现在眼前。 一 积极的进取 不懈的追求 父亲走时七十四岁。他的一生虽没有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壮举，但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贡献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贡献的一切。在他的身后留下了有形和无形的丰碑。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为群众鞠躬尽瘁的好干部；是一个为邻里排忧解难的好长者；更是一个为子女做出表率的好父亲。他在一九三九年秋天抗日战争极度困难时期入党，作地下交通工作，为新中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为村里的发展，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一）十八岁入党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步步为营，侵略的魔爪伸向山东，伸向博山，伸向南部山区。博山这个小小的县城也被日本鬼子占领，就连几千人口的小镇石马和离村十几里的北博山村也修起了炮楼，飘起了太阳旗。他们在金牛山东侧修上了巨型碉堡，一些卖国求荣的地主劣绅，地痞流氓也当起了汉奸，成了鬼子的鹰犬。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南部山区，笼罩了金牛山下，淄水河畔。鬼子汉奸三天两头来烧杀抢掠，抓壮丁，搜民女无恶不作，全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每个有正义的中国青年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和汉奸走狗的媚相，义愤填膺。在这白色恐怖之下的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盼望有人领导，起来和汉奸鬼子干，并坚信总有这么一天，日本鬼子汉奸会彻底完蛋。那时父亲才十八岁，在伯父黄振奎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父亲进步也很快。那时在村里教学的教师赵炳焘（字晓亭，后来被党组织调往邀兔崖村，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鬼子抓去，至今无音信）不断向父亲讲一些穷人当家做主的道理，讲外地热血青年奋起抗击日寇的故事，大大激发了父亲的爱国情感。在苦水中长大的父亲正盼望有这样一个引导自己走抗日救国的知己，更是劲头十足。赵炳焘向我父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知识，父亲更是如饥似渴的积极要求进步，1939年春天由地下共产党员赵炳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从此他的命运和党的事业及全村老百姓联系在一起了。 （二）党的地下交通员 那时在白色恐怖下入党，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党的活动都是单线联系，父亲和伯父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但兄弟两人谁也不知道。伯父不时到外面干事，父亲只知道他干的是一种特殊的工作，但不知道他被调到中共博山县委做战工会工作了。父亲因为年轻，组织上让他担任地下交通员，每次把敌战区地下工作者送出的情报，都由他们这些秘密交通员送到我党组织或县独立营的手里，使党组织及时掌握了敌人的动向，狠狠的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从内部深化瓦解了敌人。淄井村炮楼敌人小队长唐云方，就是我父亲转送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使上级及时掌握了他的活动情况，以及他的枪支弹药数量，实施了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那时父亲除送情报之外，还亲自配合区中队对敌人喊话，把敌人包围起来，使炮楼上的敌人畏于我强烈的政治攻势，最后向我方投降。拔掉了日寇在金山区的一颗钉子，孤立了石马和北博山的敌人。他送情报不管天寒地冻，还是烈日酷暑；不管是白色恐怖的白天，还是野兽出没的黑夜；不管是农活多忙， 还是家里多紧要的事，只要上级布置的任务一到，他都马上克服一切困难，准时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三）配合部队锄奸 石马的地下党组织几次建立起来，又惨遭敌人破坏。特别是博山县党组织出了大叛徒李振之父子之后，金山区东石村的党组织，更是多次遭到日伪残酷的破坏。一批批的党员被杀，家属被捕。有的被拷打致死；有的被押往东北本溪下煤井。家中房屋被焚，血雨腥风弥漫金山地区，南部山区的根据地越来越小，金山区只剩下三沙井盆泉是我方活动范围。为了打击日寇汉奸的嚣张气焰，扩大地下党的活动范围，鼓舞抗日士气，我博山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坚决除掉大叛徒李振之父子。经过周密侦察，我地下党组织获悉李奉魁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准备清明节回家上坟。中共博山县委根据这一情报经过周密研究，决定派出我县公安局及区中队精干人员，坚决除掉这一祸害。这天天不亮潜伏到我村堡垒户岳长祥家，我父亲是地下党组织公安员，肩负着给区中队锄奸人员警戒任务。在严密的组织下，这些锄奸人员由父亲带路，从金牛山进淄井，再向北插入东石村李家陵附近的地里埋伏等候。父亲完成带路任务后返回。李奉魁果真下午带着他的小老婆在其他汉奸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到陵上坟。我锄奸人员在他们脚跟未稳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李奉魁，并生擒了他。由于其他汉奸趁势逃跑，李奉魁被我锄奸人员焦念生带出不远，企图逃跑，被我锄奸人员就地正法，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金山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父亲就是这样和其他地下党员一道，除转送情报之外，还积极配合党组织发动民兵，保卫村庄，运送军粮，支援前线……每次都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受到党组织的好评。 二 临 危 受 命 建国之后，党组织公开了。那些在人民群众认为是自己的知心人，替老百姓排忧解难，大敌当前勇敢地站出来的人，原来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对这些党员由衷的佩服。建国以后的几年里父亲和其他党员一道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干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由原来的地下治安员，成了村里的治安员，负责村里的治安工作。1958年大跃进，父亲又调往当时郭庄公社砖瓦厂任厂长。当时白手起家，一无技术，二无资金，困难重重。父亲靠党组织的支持，靠群众的智慧，靠自己的意志和毅力使砖瓦厂得以投产。一车车砖，一车车瓦运往各地，支援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村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集体积累没有了，群众手里没有粮食，饿得皮包骨头。有的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山上、河边所有的树叶（除桃叶、柏树叶外）都吃光了，有的吃了三茬，支部陷于瘫痪。全村群众盼望有一个带领他们度过难关的带头人。在这极端困难时期的1961年秋后，父亲被公社党委从砖瓦长调回到村里任党支部书记。和秦宗堂、秦玉俊、于永清、栾尚同、于学端等同志组成了新的领导集体，从此父亲和全体班子成员开始了艰苦的第二次创业。他们首先统一思想，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团结群众，依靠群众，走集体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三年的自然灾害，群众思想情绪低落，集体的底子薄，他们就克服困难，以身作则和群众共度难关。由于党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村工作“六十条”等政策的落实，群众思想逐渐统一，情绪日趋稳定，积极性不断提高。 党支部、管委会（那时村称大队，管委会主任称大队长）一班人首先抓了教育、卫生。那时村里唯一的公办教师病故后，没有公办教师，父亲和公社文教助理员商议调来了有渊博知识的老教师蒋翼民老师，并新做了课桌凳，和原来的民办教师于芳辰、赵翠英一道，让适龄儿童都上了学。同时根据村里群众到外村看病不便的情况，成立了卫生室，培养了中专肄业的秦克厚同志为医生，他边学习、边实践，因陋就简，很快就开展了工作。由于他勤奋好学，又有为群众服务的热情，临床经验不断丰富，卫生室的工作进步很快，成了远近数得着的卫生室，除本村看病外不少外村的群众也来就医。 1964年谢家店变电站在国家的支持下，架设到石马的高压输电线路，由于电线从村北绕过。这一消息传来，父亲和党支部、管委会一班人商量讨论，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克服一切困难办电。没有电工怎么办？自己培养；没资金怎么办，发动群众集资。在群众的支持下，采取集体出大头，个人摊小头，这样多方筹资办电。群众热情很高，达到了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并提供一切条件保证办电工作顺利施行。在上级的支持下，经过全体党员群众半年的努力，于1964年的秋天使全村通上了电。从此结束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点油灯的历史，揭开了全村电气化的新篇章。村里陆续上了面粉机、饲料机、榨油机、挂面机、轧花机、抽水机等电器设备。群众生活日益提高，集体积累不断扩大。1964年冬为了使村庄不受洪水威胁，在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在党支部村委的带领下，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建护村大堰的治河工程。第一期工程修建了村西栾家堰至村东的护村大堰，村里的老百姓从此不再因淄河、石河爆发洪水而担惊受怕，达到了“一村保障，百代屏藩”。不但护了村也保护了农田。由于集体积累的日益扩大，村民生活日渐提高，村中盖新房的多了，购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的多了。家里的“三转一响”成了当时人们生活提高的象征。1965年村党支部又在兴修大堰的第二期工程的同时，又平整了沙滩，新建了学校，所有的学生告别了关帝庙的黑屋子土台子，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校舍。学生发展到200余人，就连莱芜的老姑峪村的学生也来我村就读，民办教师由原来的二人发展到七人，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党支部、管委会又群策群力，合理制订规划，在修建大堰的基础上，又发展水利。修建了八亩地扬程站，北山压河工程，水浇面积不断扩大。1966年又修建了下河“东升塘”扬程站，环山水渠至桃花峪、南峪，北山二级提水工程的水渠，西到北山后坡，东到于家台后，水浇面积达到了全村土地的80%。粮食产量大大提高，群众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于工作政绩突出，村党支部多次被公社评为先进党支部，父亲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受到区社党委的表彰。父亲并没有因此而骄傲，他更是谦虚谨慎，领导群众改山治水，封山造林。为发展集体经济，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于七十年代初，村又成立了鞋厂、电表加工厂。父亲大胆起用年轻人，让年轻的同志任书记，他担任厂长，致力于发展经济。他在掖县拖拉机厂一蹲就是几个月，家里的事全抛到脑后，为村购买了拖拉机。集体经济扩大了，群众生活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目睹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都由衷的称赞我村党支部是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有一个好带头人。是他带领全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山治水，使全村的山山水水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的生活提高了，成了附近的富裕村。 三 密切联系群众 做群众的贴心人 父亲除和全体支部成员，村委委员一道带领群众改山治水，发展经济之外，多年来他养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凡事都和群众商量，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每件关系村计民生的事情，他都注意倾听群众的反映，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则改之，无则加免。特别是大的建设项目，他首先在脑中形成蓝图，然后再细致的考虑。他除了在支部、村委会上充分讨论之外，他都和群众商量，虚心争取群众意见。把群众意见一条条记录他的小本子上，在支部村委讨论的时候，作为依据和参考，尽量减少失误。一次他从坡里查看植树造林的情况回来的路上，看到放羊的于大爷赶着羊回来，他便和他边走边谈，当父亲提出到山前建设羊圈的意见时，他非常支持。于是在1965年秋后，每个生产队在山前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建起了一座座羊圈，解决了运肥的困难，发展了畜牧业，并且扩大了植树造林面积。每至冬天来临，特别是春节前他都走访村里的困难户，询问他们的生活，除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外，对特别困难的，和支部村委商量从大队公积金中拨出专款予以解决，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中。每年大年初一，一早他首先到军烈属、老干部和困难户家拜年。他不仅是走访，更重要的是新春伊始征求他们对支部工作意见，把心里设想和他们推心置腹的交换意见，听取他们的反映，做到心中有数。他常说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春天做不好计划一年来就好像是无头苍蝇东撞西爬，这样既没有计划又浪费集体财产，弄个劳民伤财。由于及时听取群众意见，所以群众有什么想不开的事，都乐意找他，说说心里话，把他作为知心人。1964年为人民做出贡献的荣誉军人秦宗福由于在战斗中受伤，胳膊中的子弹未及时取出，到了60年代初不断发炎，以至疼痛难忍，在父亲的劝说下到济南军区荣军医院治疗，父亲和村里的一班人帮他筹足盘缠送他去济南后，又专程和他的哥哥秦宗宜（老党员、老干部，曾任盆泉乡乡长，郭庄公社制修厂厂长，村林业队长等职）代表全村群众专程到济南去看望他，使他深受感动。顺利出院后，自己一根胳脖在70年代初担起了革委会主任重担，为村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村里的老革命军人，曾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建立卓越贡献的福州部队炮兵师师长的赵景槐（字清河）在文革中由于“四人帮”迫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遣送”到博山白虎山医院“养病”。父亲听说后和秦宗福同志专程从家里自费购上土特产去博山看望他。当赵景槐看到专程远道而来的老乡亲老战友时，热泪长流，久久握住他们的手说：“想不到咱村乡亲还没有忘记我这负“罪”之人，我要感谢你们，代我向全村乡亲问好。我赵景槐为革命出生入死，全村人民是相信我的，党是相信我的。”一直到他落实政策后，担任井冈山军区司令员时，还不时来信了解村里的情况。退休干部于子厚、苏言铭年迈多病，每次生病都去看望他，并嘱咐村卫生室大夫秦克厚同志要及时给他检查身体，保证就医。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他们是为革命做贡献的人，我们应该力所能及的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幸福地渡过晚年。 村里的孤寡老人秦宗槐，晚年生活困难，自己没有住房，父亲就和村里商量让他搬到村委的院子东房居住，使他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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