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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庆节前,“齐大哥”文学现场创作圈有一则微信,大意是:一位朋友到王渔洋(可能是笔误,王渔洋的“洋”打成“阳”)纪念馆发现,“一代正宗”是引用袁枚的诗“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看到这两句诗,这位朋友想起王渔洋故居门前牌坊上“一代正宗”四个字,认为,“这诗的重点是在突出‘才力薄’,是批判王渔洋和方苞的,有贬义。后人不求甚解,贻笑大方。这是重庆诗人陈仁德老先生来此指谬的。也算一段佳话。这位朋友还说,他与陈仁德先生去纪念馆的前两天刚看过这首诗,因为不喜欢老袁,也就未求甚解,错过了指出其谬的机会,颇为遗憾。
本人孤陋寡闻,不知道陈仁德老先生为何许人。但能够专程“来此指谬”,颇见老先生对渔洋夫子的关爱与重视,是值得感谢与尊重的。但是,事情总会有许多方面,渔洋先生亦如此,莫如他人。所以,看到这两则微信,自觉作为从事王渔洋研究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与义务作出说明。同时又觉得自己学殖浅簿,如此专业问题又恐难说清楚,更加贻笑大方。但是,不作出说明又觉得道理上过不去,只好硬着头皮解释一番:一代正宗是乾隆皇帝与翁方纲(实为沈德潜,当时未加核实即相当然地打上翁方纲,果真贻笑大方)谈论清朝以降神韵、格调、性灵诸说后对王渔洋作出的评价。袁枚称“才力薄”是他的观点,算是一家之言,不能代表清朝学人的全部观点。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袁枚这样评价王渔洋也无可厚非,并不代表别人也这样看。再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今天的人评论历史人物,也应该考虑历史背景。
发出这段说明后,这位朋友立即表示,若手头方便,请将乾隆的原话告诉他。不论怎样讲,一代正宗不如一代文宗、一代诗宗符合语言习惯,不能因为皇帝老儿说的就是金科玉律。再说,纪念馆的墙上挂出“一代正宗才力薄”那首诗时,根本就是“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还没来得及回复,这位朋友又微信道:今天上网一查,还有说这是康熙皇帝题写的一代正宗,纯属胡扯。您不必专门帮我查了,浪费时间。
尽管如此,不查正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我是王渔洋文化研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专门负责研究工作。游客有疑问,当然要解释清楚,至少要让工作人员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再遇到此种情况,以备解释。于是,借去新城开会的机会,专门咨询了当初负责布展的同志,询问了出处。回家之后,找出了《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六·列传五十三》,《王士禛传》就在其中。在《王士禛传》结尾,有这样的话“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论曰:士正积学攻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因“列传五十三”有好几个人,最后一名是汤右曾。汤右曾传后有“论曰”:“士禛以诗被遇,清和粹美,蔚为一代正宗。我告诉这位先生,这应该是“一代正宗”的出处。
事情到此也算解释清楚,但仍觉有必要多说几句。虽然我也学习中文,参加工作之后的工作履历也多与“文”字关联,但专门研究王渔洋仍是半路出家。应了古人“书到用时方恨少”,参与这项工作短短数年,越来越觉得书读得太少,越来越觉得胆颤心惊,遇到学术问题总是如临大敌,惟恐解释不当有辱使命。至于“一代正宗”,当初也曾产生过怀疑,其他同道与朋友也有类似感觉。但是,仔细分析王渔洋在清初诗坛所处地位,考究“一代诗宗”“一代文宗”与“一代正宗”的份量后,还是认同“一代正宗”更能体现王渔洋在清初诗坛、文坛的领袖地位与文学史意义。至于《清史稿》是民国人撰写的、“一代正宗才力薄”是贬义之类,这更好理解。历史人物评价,一般是后朝人评价前朝人,清朝人不可能写出《清史》。对于王渔洋的评价,后来人可能更客观、更权威吧。王渔洋故居展陈中有“一代正宗才力薄”,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把王渔洋奉为正宗,不是后人做的,至少在袁枚时代就有此定论;一是体现出王渔洋故居工作人员“不为贤者讳”的勇气与胸怀。若说“贬义”,莫说袁老夫子的“讥讽”,即便名列“国朝六大家”的赵执信公开与王渔洋“分庭抗礼”,亦未能撼动王渔洋“一代诗宗”的文坛盟主地位吧。而且,清朝以降,人们述说清朝文学史,无论褒贬,王渔洋是一座谁也绕不过去的“山”。上海大学张寅彭教授在2014年8月召开的纪念王渔洋诞辰38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提交《渔洋与非渔洋——清代文学的主线脉之一》就说了这个问题。而且,《清史稿·王士祯传》早有定论:“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附:王士禛传
王士禛,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于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禛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盐贾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禛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 督郎廷佐、巡抚张尚紧、河道朱之锡交章谕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禛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禛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禛始。上征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馈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修、十二笾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厘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余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征进遗书,俟《明史》告成核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禛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禛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禛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文本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禛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梃刃定轻重。”改颖决,入奏,报可。
士禛以诗受知圣福,被眷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镅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禛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托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禛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钟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学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禛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于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祯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论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宣示,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三十九年,复论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名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原载《清史稿·第三三册·卷二六六·列传五十三》九九五二至九九五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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