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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 城市牛哞
一
五年前我在北京妹妹家住过一段时间。妹妹家在丰台,靠近卢沟桥,不怎么繁华,老胡同还有很多,我没事就去逛逛。
沙锅胡同离得最近,去得也最多,我喜欢去里面一个小卖部买北京老酸奶。小卖部不大,是一个门楼改造的,里面是烟酒糖茶,外面有时令果子、北京老冰棍、北冰洋汽水,兼卖《参考消息》《北京晚报》《中国电视报》等报纸。老板很年轻,四十多岁的样子,热情,说话大嗓门。他祖上是山东肥城,姓张,别人喊他老张,我叫他张哥。我每次去,张哥都是笑着招呼一声:“小老乡,今天还是一杯老酸奶?”我说是,他就很麻利地给我拿好,递到我的手里。我付了钱,他道声谢:“谢您照顾!”我如果没事,会停下跟他聊聊天,这时,他就会拿过一个洗得很干净的细瓷茶杯,倒上一杯茉莉花,说:“还是茉莉,香!这么多年,就好这口儿!”我说:“小店生意不错。”他说:“就是图一乐,若论赚钱还不如租出去,每月稳赚好几万。老爷子前年去了,一个儿子在国外读书,他妈陪读,家里就剩我一个。前阵子媳妇非得让我也去,飞机票都买好了。我哪也不去,就在这老胡同口一坐,跟老哥儿几个斗斗嘴,看看鸟,闲了还能吊吊嗓子,不强似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受苦!”说话间,又有一穿着一身净布短衫的老者来买瓶芝麻酱,张哥笑着说:“呦,老刘,您来了,有日子没见了!”“在301住了阵子,老零件都不好使换了!吃不惯那里的饭,来瓶芝麻酱,午饭捞凉面!”张哥就手边拿过一瓶芝麻酱:“您拿好!”“回见!”“慢走了您呐!”
送走了老刘,张哥说:“老刘,大名刘季淮,生在腐朽的资本家家庭,受的是万恶的资本主义教育,留过洋,会说拉丁语,会造原子弹,当年北大的张龙翔开着红旗车来拉他去北大讲课,他愣是不去。他说,不会跟白卷英雄说话,嘿!老刘好吃,会做满汉全席,我敢说,除了老刘,全北京城没有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了!”
我要走了,张哥送我一个鹩哥笼子,紫檀的,说:“当年老爷子留下来的。明年胡同要拆了,新房子在圆明园,单元楼,这东西没处放,拿回去给孩子们当个玩意儿。”我还有点伤感,我说,没了胡同,没了四合院,没了鸽哨,没了大槐树,北京还能叫北京吗!
二
我们老家管胡同叫“洪道子”或“洪道”,很窄,最宽处不过两米,正好通过一辆地排车。那时候没有拖拉机,没有机动三轮,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辆地排车。洪道两边挨挨挤挤住着十几户人家,各家一色的青砖屋、土坯墙、篱笆门。青砖上长满绿苔,墙头上有仙人掌、蝎子草,仙人掌夏天会开红的白的黄的小花,花败了会结出通红的像烟袋锅子样的果子,如果不怕刺,可以摘来吃,又酸又甜,还可以治痔疮。
为什么叫洪道?我没查到根据。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胡同”二字的谐音。老家说话快,常常是两个音节就合成一个音节了。比如,说“干啥”不说“干啥”,而说“治啥”,说快了就成了“zua(去声)”。大清早见面,打声招呼:“zua去?”那人回答:“开河集上买几棵(kuo)杨树栽子,种屋山头上。”那么,“胡同”读若“洪”是很有可能的。或者就是洪,洪水的洪。老家人认为,地基高了代表家门旺盛,所以,各家的地基都垫得老高,中间的洪道就真成了“洪道”了,夏天到来,雨水从各家的阳沟里冲出来,裹挟着羊屎蛋子干牛粪柴火棒子汇到洪道子里,一直淌到家北洼里去。
我家住在洪道最北头,往南还有六七户人家,然后是一个十字路口。冬天午后或是夏天的夜晚,大家都会出来坐坐。李家门口有一个碌碡磙,胡家门口有一个砘子,其余就往南墙根玉蜀黍秸上一靠,男人吸袋旱烟,女人纳个鞋底,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常常是到了饭点也不散,各人回家端着一个粗瓷大碗,碗里面照例是红薯糊肚或是玉蜀黍糁子汤,另一只手掐着两个大卷子,菜是一块咸菜或是一根葱或是一个辣椒;偶尔炒点菜,端出来不方便,就在家吃完了再出来。这时大家就会说,谁家又揍好饭了,吓哩不敢出来了。
住在一个洪道里,一家的事就是大家的事。有一次下大雨,二老妈妈家的墙头倒了。二老妈妈没了男人,三个闺女干不了重活,是她对门八斤叔帮忙给筑上的。八斤叔三个儿子,爷四个拉土的拉土,和泥的和泥,扶板的扶板,打夯的打夯,两天就筑好了。二老妈妈娘四个在厨下做饭,两荤两素外加一瓶碧波老窖。后来,二老妈妈家的三妮嫁了八斤叔家的老小春旺。过门那天,八斤叔亲自扎个花车,拉着新媳妇沿庄转了一圈。我们那里过年初四出嫁的闺女回娘家。我们都说:“三妮,都快晌午了,还不看您娘去?”三妮憨憨一笑:“晚不了。”
三
老作家汪曾祺有一篇文章叫《胡同文化》,其中说到: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居民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看着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们老家的洪道,除了十几年前我家搬离了那里,其余人家都还在。各家的青砖屋也没变,坑坑洼洼的土垃路也没变;唯一变化的是胡家门前的那棵结白桑葚的大桑树没有了,当年坐在磟碡磙上摆龙门阵的光棍坏四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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