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忆我的爸爸董必武》感怀之三

见贤思齐

夜读《忆我的爸爸董必武》感怀之三

博山 夏伦稳



董老少时立志武，

推翻落后清王朝。

可惜家穷没好衣，

穿父长衫赶考学。

被那考官打发走，

又考文普通学堂。

贤琮改名为必武，

从此革命作闲诗。



2019年2月3日星期日 23：25 写于 董必武文化研究院

另附：

十、从报考武普通学堂到学做诗

爸爸和我的闲谈，回忆起来，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意外。

爸爸幼年读私塾，青年参加科考，想来这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爸爸留日学法律，做了律师，以及在党内做党务工作，建国后做法律工作，这也很好理解。但是有一次，爸爸和我聊起他的志趣和爱好时，有一件事使我真正大吃了一惊。

那时我已经上中学，平日陪爸爸坐一坐，已从尽义务变成了兴趣。所以，我们的话题很多很多。有时抓住一个头，爸爸和我就扯起来，像绕线团似的，话头赶着话头，而且话题也很广泛。我们聊天中断，大都是由于爸爸有事，要么吃饭了，要么秘书送来文件，要谈公事了：大半是由于后者的原因。这时，我又必须离开，闲聊就暂告结束。

记得有一次闲聊中，爸爸缓地说：“你喜欢文科，我不是。”我一听这话就很吃惊：爸爸不喜欢文科？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爸爸大概见到我一脸的惊奇，浅地笑了笑说：“我小的时想学军事。”我不理解，于是说：“不是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吗？”爸爸莞尔一笑：“是啊！可是看到清王朝那么腐败，能不起来推翻它？还是要推翻它！所以我想当兵。”哦，我似乎听懂了些。“正好，”爸爸接着又说，“那个时像省里办了一所武普通学堂，也算是洋学校咧。我看到了校方的招贴，也就是招生广告，就去投考。投考的那天，我穿上了一件礼服。”说到这里，爸爸忍不住笑了笑：“所谓礼服，是我父亲的长衫。这件长衫只是没有补过，却已经很旧了。我们家很穷，小孩子不成年就不做长衫，所以我那时还没有。我要去报考，就拿了我爸爸的衣服罩在外面，里面破了不要紧嘛。”我笑了：“做假。”爸爸笑着纠正说：“装门面。”然后，爸爸回忆说：“我去了，学堂却不要我报名。说我年龄太大了，不收。我说我才十八岁，他们又不相信。怎么办？只好转身去考文普通学堂，这也是新学，也是洋学堂。一去就考取了。”我觉得这段故事有意思，看着一头银发的老爸爸，想着他这样一个文气十足的人竟然还有过去从军的念头和行动。我忍不住笑起来。“爸爸，”我说，“你当时干嘛不想办法说清楚你真是十八岁呢？”爸爸摇摇头：“我没有办法。我如果再解释下去，很有可能被撵出去。”爸爸右手做了个向外推的样子，笑着说：“与其被撵，不如自己走了的好，”接着，我又自以为是地说：“这样，你上了文普通学堂后，就开始写诗了吧？“那倒不是。”爸爸又回忆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我进川去。走的是水路，逆流面上，又是小船。知道路上要花一些时间，就找了几本闲书来读。早就听说做诗不容易，所以就找了几本诗集，在路上边读、边学、边做。那次乘船，也真的学了一些诗，得出几句呢。”后来我想起爸爸给他的同乡稚天先生写的诗中，有“吟哦我更迟高适”的诗句，大概就含有这个意思吧。“我读诗是做为闲书来读，学做诗也是做为消磨时间的。”爸爸一边慢慢地摸着躺椅的扶手，一边又说：“其实，我真正开始做诗，而且做得多的，是在红岩嘴办事处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在国统区的斗争那么尖锐，还有时间？我实在幼稚得很地问。“斗争嘛，当然尖锐。”爸爸解答说：“特务搞了个楼房，就在我们办事处不远的地方，你不记得？就在坡下的三岔路口上。那儿有一棵大树，大家都叫它阴阳树。过这棵树，向我们这里来，是阳间；向左拐就是阴间，特务的窝子。”

我当然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我还记得那时妈妈取笑我嘴馋的一件事。那时我五岁，跟爸爸妈妈住在红岩嘴。一天，我一个人在山坡上玩，一个特务走过来和我说话，问我：“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我答：“我爸爸是报馆的工人。”特务又问：“你妈妈是干什么的？”我又答：“我妈妈是幼稚园的保姆。”特务就说：“那你跟我走吧，我家里有糖给你吃。”我拍拍手上的沙土，就要跟着走。当时，办事处的房东太太在旁边不远的地方，她早就在注意听特务和我的问答，先看见没有什么事，没有管，后来见我要跟着特务走去，她就扯起嗓子喊了：“楚青、楚青，快回来呀！你妈在喊你，你听不到？回去看看再出来玩嘛。”这样，特务才溜了。妈妈每次讲起这件事，总感到宽慰地说：“又没有人教，她那么小就加道说爸爸是报馆的工人，妈妈是幼稚园的保姆。”随后，妈妈又总笑我说：“就是忘不了那张嘴！一听说吃，就什么都不顾了，连命也不要了！”

一九六四年，我曾随爸爸妈妈回过重庆红岩一次。我慢慢地踏上撒过我童年脚印的小路，耳际又响起了妈妈讲邀个实在不光彩的往事；又看到了那棵浓密枝叶的“阴阳树”，心底着实庆幸那次没有上那特务“家”去“吃糖”……在这次交谈中，我想到这里，就对爸爸说：“记得。咱们六四年不是一起又去过一次吗？”“是啊！”爸爸笑着说：“你看，在那情况下，生活能不紧张？紧张是紧张，但生活毕竟是丰富的。尤其是在我们办事处，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有很多年轻人。你孔原叔叔就是在那个时候，要我教他写诗的。当时，还有些青年人结婚，他们也要我写诗。”说到这儿，爸爸笑了起来。

有关爸爸反映、描述这一段生活情趣的诗，是在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整理他的遺物时才发现。他这些诗稿，一篇整整齐齐地存放在一个棱角磨得发白的皮制文件包里。我想，爸爸保存着这些诗，该是保存着他对那段艰苦的斗争生活的回忆吧。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爸爸去世后的一件事。那天，我们坐在爸爸的办公室，正在整理着爸爸的诗稿。妈妈领进来一个高高个子的女同志，我随即站起身。妈妈介绍了爸爸的办公室后，又讲了我们的工作，那女同志热情地走过来，仔细地看我手边的爸爸的诗稿《红岩村题诗》。她看着，感慨地说：“真是＇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啊！”接着，她又转过头对我妈妈说：“时间过得真快，楚青都这么高了！”妈妈说：“都有两个孩子啦。”那女同志又把头转向我：“时间过得多快！你不认识我了吧？我叫陈舜瑶。”我赶忙叫了声：“阿姨！”陈阿姨又说：“你们可得好好整理老人家的东西啊！你看，重庆的诗，现在读起来真亲切。你还记得重庆的事吗？”妈妈插话：“她哪里记得！”陈阿姨又说：“啊，那时候特务好嚣张的，他们厚颜无耻极了。”陈阿姨又把我拉到她身边，然后她站到我身后，把脑袋搁在我的左肩膀上，说：“那时候特务盯梢、跟踪，就这样偷听！”然后，陈阿姨又把我拉回到桌边，指着爸爸的诗稿说：““吾人遭迫害，履险总如夷。”我们就是在特务的鼻子底下，完成了一切工作任务啊！”阿姨的话声里，饱含着畅快、自豪的感情。妈妈笑着对我说：“陈阿姨一向胆大、泼辣，你看，现在还是这样儿！”陈阿姨听了，一边说自己老了，一边又说不打扰我们工作，就和妈妈一起走了。但她给我留下了老一代人充满革命激情的深刻难忘的印象，这也许可作为爸爸生前讲过的红岩嘴那段紧张生活的一点补注吧。

（《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作者：董楚青，又名董良翚，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文学》杂志社副社长、编辑等，此篇为书稿第十章，2657个字，文字录入：夏伦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