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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街北平 于 2020-12-24 09:05 编辑
我的同学（二）
张店大街北平
一年后，我回到了张店。这些小学的的同学们已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兵团，有的下了乡，有的因父母被定为黑五类而随着父母被遣返回乡，有的参加了工作，也有少数同学幸运的去上了初中。从此一别似路人，六十年来，大多数同学失去了联系，对这些同学的思念只是“犹恐相逢在梦中”了。
回到张店，每天闲了无事，惹事生非。或下湾游泳、或上墙爬屋、或捉鸟打麻雀、或“抽陀螺”“打王八”“扇牌”“弹蛋”等，成了孩子头，当上了“韩司令”（自封的），还隔三差五的与厂子外面那些拾破烂的野孩子们“开火”。看到我整天这样无所事事，母亲着急上火，却无可奈何。一天，同学张保国来找我玩，问我愿不愿意上学？我在家闲闷的久了，知道总这样闲玩着不是回事，就说很想上学，可是到哪里去上啊？张保国说：咱们下面那个班，六年级毕业了，还留在学校里，咱们就到那个班去，现在学校领导说了不算，只要班里的红卫兵头头高慧生、马卫东同意就行。我们找了高慧生和马卫东，他们同意了我们的上学的要求。我们又重返学校，虽然屈就的低了一级，可总算上了学。张保国上学后，经常与这个班里的同学打架，被打跑了。我和同学们相处的融洽，便留了下来。这一班同学虽然比我低一级，但大部分同学却是我原来那个班由各种原因退留过来的，很多是我小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又都是子弟或邻居，故而并不生疏。至今我一直感激着高慧生和马卫东，没有他们那次的“恩准”就没有我后来上初中的机遇，我的人生历程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之后我的自学路上，正是依仗着初中数学打下的那点底子，通过十年艰苦自学，我先后取得了初中补习毕业资格证书，电视高中毕业证书及全国自学考试（统计）专业大专学历，并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
我虽然上了学，这时文革正在如火如荼之中，一切规矩都被打乱了。我加入的这个班已是六年级毕业，处境却尴尬。报考初中，各类学校的报考招生工作停滞着，还没恢复。参加工作，年纪尚小，不够招工年龄，而且那时厂矿都处在混乱之中，社会招工也停滞着。我们下面的那个班级也要小学毕业了，滞留在学校里的我们这个班，只得升为了“七年级”（文革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依旧留滞在学校里，写写大字报，出出红卫兵战报等无所事事。1968年8月，学校全面复课后，经上级批准，农药厂子弟学校设立初中班，学制为二年。六年级毕业的那个班级和我们这个“七年级”一同成为了“农药厂子弟学校”第一批初中生，约计九十人，分为二个班。初中一班以“七年级”学生为主，班长是马卫东；初中二班以六年级毕业班为主，张立新是班长。我开始了二年多的初中生涯。（比起“农药第一班”的那些同学们，我们非常幸运。“农药第一班”的那些同学，基本是小学毕业后，因文革开始而结束了学生生涯。）
那时，虽然结束了大串联、学校都复了课，但贯彻的方针是“复课闹革命”。学校的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课本教材也没有。我们是“农药厂职工子弟学校”第一届初中班，学校没有教授初中的经验和专职老师，有的老师是从厂里职工中选调来的，基本没有教学经历。我们的“野心、玩心”还没有完全收回来，上课不安心，课堂秩序很乱，感兴趣的的课还能认真的听，不感兴趣的课，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老师在讲台上讲，我们就在下面玩闹。所以上了二年的初中，除了数学基本完成了学业，语文（以报纸社论，主席著作、语录、诗词等为主）、化学等就如同未学一般，基本没学到什么。“少年不知勤学早，老来访悔读书迟。”该读书时未读书，这成了我人生最后悔的事。
初中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成熟了很多，更加懂得和珍惜同学的友情，留下的记忆也深刻，尤其是同桌和邻座的同学。我的同桌是強秀玲，她瘦弱文静，喜欢积攒糖纸，本子里夹藏着许多花花绿绿的各类糖纸，经常拿出来让我欣赏。这些糖纸如果保存下来，一定是非常之珍贵了。与我们课桌相近的同学有于艳玲、李茜、陈汝芳、王延光、鲁红霞等。于艳玲、李茜学习好，有些题我不会做，就常常请教她们，让我们受益不小。座位靠后的同学中，唐玉庆脑子最灵活、反应敏捷，尤其是数学独树一帜。记得有一次摸底考试，数学老师于嗣肴在黑板上抄写考试题，他刚刚把试题抄完，唐玉庆就把答题做完上交。于老师高兴的说：就是都做错了我也给他个及格。学校校园北边，有两棵大柳树。在农药厂子弟学校上过学的，对这二棵大柳树印象极深。大柳树树枝密匝，可躺可倚，课余时间我们爬上树，绿荫遮阳，蝉鸣鸟啼，我们或躺或倚在树枝丛中十分悠哉。树下有单杠双杠、吊环秋千等。桑圣贤单杠双杠无师自通，很多高难动作都会。秋千很高，大家争先恐后的打秋千。十五六岁的年龄年轻气盛，爱出风头，不顾危险。有一次王开成打秋千，秋千飞的十来米高，在我们喝彩声中，他越荡越高，不小心脱了手摔了下来，大家一片惊呼，以为他非伤即残。结果完好无损只是把下嘴唇垫破了，真是有惊无险。最大胆的是王建民。学校办公楼有十几米高，楼顶探出近半米的顶檐。我们几位同学拉着他的胳膊或腿，他下到顶檐的下面去摸麻雀，很是危险，现在想想都后怕。那时的我们个个都像“张嘎子”那般的调皮，那般的可爱。
初中生的我们，十五六的年龄，正是豆蔻年华。歌德说：那个少年不多情，那个少女不怀春？然而，那时我们都很单纯和保守，秉持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平时男女同学之间很少说话。虽然安排的是男女同桌，桌子上却画上“三八线”，互相不得逾越。下课后，女同学在教室，男同学就全都到外面；教室里有男同学，女同学们就在外面。除了学习上的交流，男女同学不敢单独待在一起，否则会受到起哄或议论。“XXX好舔摸（淄博方言：巴结、讨好的意思）女同学。”这是男同学最难接受的议论。所以，我们都刻意回避着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和接触。这让我们少了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避免了早恋的不成熟。只是多了纯洁少了浪漫。九十多位同学中只有高慧生和毕淑琴走到了一起（也是毕业多年后，媒人撮合而成）。如今说起，难免惋惜那时的幼稚和单纯，同学之中不知有谁错过了那个初爱的她（他）？
1970年11月9日，我们初中毕业，告别了母校，同学们陆陆续续参加了工作，分配到不同的企业。那时学校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初中毕业竟没有照毕业集体照，也没有组织毕业告别仪式，就悄然的离校而去，成为我们不可挽回的遗憾。1975年春节期间，在王继文、张广福和我三人的召集下，我们初中一班的同学们才去照相馆补拍了一张“同学重逢”集体照，以补赏缺失初中毕业集体照的遗憾。那一年我们刚刚二十岁出头，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993年元月，在我们初中毕业22年之际，首次组织了同学聚会。二十二年，同学再聚已是中年，成家立业，不再少年；2005年，初中毕业35周年时，再次相聚，同学们已是年逾半百，步入知命之年，有的同学已经退休；今年11月1日，是我们初中毕业50周年，当同学们再次相逢时，皆是奔七之人。“岁月无情催人老，芳华刹那褪春晖。”让人唏嘘，让人感叹。诗言叹之：五十周年眨眼过，同学重逢又欢歌。往昔芳华不复回，鬓染霜白牙见豁。把酒言欢同桌情，犹记学堂读书声。千言万语难诉尽，窗友老冀携手行。
有人这样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出生赶在建国初期，长身体时赶在困难时期，读书赶在文革时期，找工作遇上了上山下乡，结婚遇上了晚婚晚育，生孩子遇上了独子政策，而立之时遭遇上文凭之坎，不惑之年遭遇了下岗之痛，既要自己购房还要给子女购房，退休了又当上了看孙子外甥的保姆，还担心着老来有谁照料------。也许，我们这代人经受的磨难和挫折是多了一些，机遇和运气也不是很顺畅。然而正是这些磨难和挫折，锻炼了我们，使我们坚韧坚强、吃苦耐劳，使我们乐观自信、正直上进，使我们朴素善良、仁德孝悌。我们人生无悔。
著名作家严歌苓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不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不到的。或许，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她的这段话或许诠释了我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特价值。
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留下了难忘的从前；岁月改変了我们的容颜，却改变不了那份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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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4 09: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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