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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颁2018年度“弄潮杯”人民文学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接受本报专访——
刘心武:我写的东西,都和自己的生命历程有关
来源:文学报 | 傅小平 2018年12月28日07:08
在飞速流转的时光里,刘心武可谓从不曾远离读者的视野。他坦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他在文学上经历了起起落落,但他没有被市场抛弃过,也从不迎合市场。他也以此激励年轻的创作者。他说,无论处于什么年龄段,我们都生活在共同的时空里,都有责任为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添砖加瓦。
1979年春天,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发,刘心武(中)的《班主任》获第一名,王亚平(右)的《神圣的使命》获第二名,包括卢新华(左)的《伤痕》在内的多篇“伤痕文学”作品同时获奖。三人一见如故,在北京崇文门外一家照像馆拍下这张照片。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作家刘心武就因发表伤痕文学发端之作《班主任》闻名文坛,此后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并于1985年凭借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九十年代后,他又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2014年推出长篇小说《飘窗》再次引发文坛关注。近些年除继续写作、出版《润》《恕》等随笔集外,他还受邀完成了两个音频讲座:《刘心武讲108回〈红楼梦〉》《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由此成了很多小读者眼里名副其实的“网红”。在飞速流转的时光里,刘心武可谓从不曾远离读者的视野,他却谦称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边缘人物。
事实上,刘心武有时正是以身处“边缘”为由拒绝各式采访的。直到日前于浙江杭州获颁2018年度“弄潮杯”人民文学奖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他终于答应谈谈。他坦言,自己对媒体不只是有一点点抵触心理。他再次说到自己是边缘人物,虽然的确曾经在中心,但后来就边缘了,而且是很边缘化。
但岁月流转、人事变迁,谁又能做到始终“在中心”呢?能像刘心武这样甘当文学路上的马拉松长跑者,多年来坚持著书立说,在众声喧哗中坚定执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殊为不易。即便如此,刘心武说自己边缘,也自有他的道理。比如,曾让作家王蒙“读后非常激动,心跳和血压都大幅波动了”的《班主任》,把刘心武的名字刻在了文学史的光荣柱上,却也因此可能掩盖了他别的作品的光芒。何况,“伤痕文学”退潮后,他就不再追随名目繁多的各式思潮,而是坚持以写实主义为基调写作。《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当然是对他创作的一个巨大肯定,却是难以再现的盛誉,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后来写的,更具代表性的《四牌楼》等作品被冷落了。用他的话说,你都因一两部作品获奖或受关注,在文学史教学中占有小小的份额了,你别的作品哪怕写得再好,都没人要看了。他研究《红楼梦》,也从不以红学家自居。但现在的年轻读者,无疑更熟悉他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对他的创作却是比较陌生。今年年初,他出席“刘心武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脚步”分享会,不少小读者讶异道,刘心武不是讲《红楼梦》的那个老头儿吗,原来他还写小说啊。
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对和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一代读者来说,他的小说曾引起过怎样强烈的共鸣。这一切都因为,像有读者说的那样,刘心武“讲述了一代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刘心武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老资格的一个老头儿。他在1958年就发表了处女作《谈〈第四十一〉》,那年他16岁,距今已整整60年。但他的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还是源于他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上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也因此,他在颁奖会发言中感慨,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则是属于分享改革开放红利比较多的一位。他坦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他在文学上经历了起起落落,但他没有被市场抛弃过,也从不迎合市场。“如今到了坐七望八的年龄,我还会继续写作,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为深化改革开放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刘心武也以此激励年轻的创作者。他说,无论处于什么年龄段,我们都生活在共同的时空里,都有责任为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添砖加瓦。如此,正应了他多年前说过的一段鼓舞人心的话:“每一个最平凡的小人物,只要以敬业精神点燃执著追求的火把,都能使自己的人生闪烁出童话般美丽的灵光。”
“《班主任》想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切断和四种文化的关系”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谈你的创作,似乎不能不提《班主任》。这篇小说已被谈论太多,我在琢磨该怎么提问时,脑子里就不自觉浮现出一个卡佛式的疑问:谈这篇小说,我们还能谈些什么?不妨援引曾听到的一个说法吧,说的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意义。你怎么看?
刘心武:这是评论界的一种说法吧,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事,不关我的事。《班主任》都已经进博物馆,成了古董了。以现在的文学标准看,这篇小说的审美价值是越来越微弱了,它主要就表达一种思想、一种观念,而不是在文学性上有什么深入挖掘。它在文本革新上,也有不足之处。但里面的主人公们是作为诉求的载体,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说起到了启蒙和推动的作用。
记者:关于这一点,文学史已经给出了确定的答案。但就我读到的资料,对于这篇小说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有些语焉不详。
刘心武:我自己写过文章,但不是很被重视。我写《班主任》,主要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切断和四种文化的关系。我说的四种文化,是哪四种?一种是外国文化,我们当然不能拒绝。还有另外三种文化,比如中国古典文化,这些年不都盛行国学热了么,现在看来也没什么稀奇了。又比如,1919年以后兴起的白话文学,现在看也不觉得有什么。但相比这三种被我们欣然接受,那第四种文化,也就是1949到1966年之间这十七年的文化,就被我们漠视,或者说简单化理解了。我估计,现在的“90后”“00后”,是绝对不读,不了解这一阶段的文化以及文学作品的,这是有些奇怪的事。
记者:你说到的这四种文化,在《班主任》里有所体现。比如,你在其中提到的很多书目,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我想未必是允许被阅读或谈论的。
刘心武:《班主任》发表的时候,里面写到的很多作品都是禁书,都不能再版的,像《辛稼轩词选》《青春之歌》这样的书都不能读。你可能想不到,当时也不能读《茅盾文集》,图书馆都不外借。所以,1979年,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茅盾亲自递我奖状,我想就包含了对我甘冒风险提到他的书的嘉奖之意,这算是一个亮点。
记者:《班主任》里写到的这些书目,你都读过吗?
刘心武:当然读过。你是不是想问,这些都是禁书,那个年代读不到啊。那你算算看,我今年都76了,我1942年生的,年轻时能读到这些书啊。
记者:照这么说,你后来写出《班主任》,其实也是真实自然的感情流露。因为你曾深受四种文化的熏陶,在文革期间,却不能不斩断这种文化联系,不能不由此生出一种痛惜之情。这也都反映在小说结尾的那句“救救孩子”里了。不过就我看到的资料,你多次谈了写作《班主任》前前后后的故事,但似乎没怎么深入谈到你为何写这样一部作品?能否再展开谈谈。
刘心武:这个问题,我都回答过很多次了,可能你没看到。其实,我也就说出心里真实的想法而已。那时,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但整个社会上还奉行“两个凡是”。我的想法是,要切断和四种文化的关系,我们的社会、文化还怎么发展,你就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当年写完后回头一看,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怎么就那么胆大。应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写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我只不过是说出了许多读者想说不会说,想说又没有勇气说出的话,也就引起了比较大的共鸣。有些读者读后说,我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我的主观意图上讲,我其实没有这个意思,这也不是一篇小说能承担的责任。
记者:总体感觉,这篇小说写得比较温和,和后来出现的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有所区别。
刘心武:是啊。那个时候,反资产阶级反自由化,是很厉害的。我是重点监控对象,管我的人经常态度很恶劣。但我很温和。我比较欣赏中庸,也喜欢温润的处事方式。你说《班主任》不温和吗?有人说,伤痕文学作品里,是有眼泪的。但《班主任》里没眼泪,可以说是阳光灿烂。小说故事发生的地方,都叫光明中学。当然,我在里面的确表达了一些尖锐的东西。
记者:关于《班主任》,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这篇小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不是一个开始。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大门的,是卢新华的《伤痕》。你怎么看?你觉得应该给它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定位?
刘心武:什么样的文学定位,不是我要管的。我不管什么开始,也不管什么结束。我想,这个说法是考虑到历史阶段。因为《班主任》超前,它发表的时候,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一年,比《伤痕》发表也早好些时候。
“我坚持写实主义的路子,也不是古板的,而是吸收了很多别的元素”
记者:《班主任》之后,你就慢慢远离了各种文学思潮。我不确定你是自觉跟不上潮流,还是有意无意与之保持距离的。我看到一则资料说,王小波当年是很“边缘”的作家,但你早就关注到了。你在随笔集《恕》里谈到对你影响至深的十位中外作家,也都是有意识地和时代主潮保持距离的作家。
刘心武:这篇文章你也读到了。我写到的孙犁、林斤澜都是很好的作家。像孙犁,我们以为他是革命作家、红色作家,但实际上他和那些作家很不一样。我想,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只在上学时课本上读到过他的文章,他真是写得非常好。所以,在《班主任》里,我就强调不能切断十七年文学这段历史。
记者:我印象中,孙犁不同于很多作家的地方在于,不管潮流怎么变化,他一直按自己的节奏创作。你也是如此。后来《钟鼓楼》获了茅盾文学奖。但就我读到的资料,你实际上最看重1993年出版的《四牌楼》。你为什么看重?这部小说又重要在哪里?
刘心武:《四牌楼》这部小说,我自己很看重。因为最初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所以还得过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但总的说来,这部小说出版后,没引起太多关注。我想,这和我那时已不在人们的关注焦点上有关,你一旦不在焦点上了,对你后来还写了什么,人们都不要看了,也不在乎了。你被边缘化就会是这种后果,但这不能怪社会。就好比一部作品,你不管它写得好坏,只有得了大奖,或引起很大的反响,才会在大学的文学史教学中,占有小小的份额。你要没这些,就可能被忽略。就拿我来说,文学史讲到我,也不会设什么刘心武专题,我能占据四分之一堂课就不错了,讲的也无非是我的《班主任》《钟鼓楼》,所以我后来哪怕写得再好,读者都不要看了。
记者:正因为这样,你更有必要现身说法,谈谈这部小说好在哪里。
刘心武:这部小说真是非常好,特别好。它写的是上世纪的一个沧桑史。你看《钟鼓楼》,讲的是一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是一种集中式叙述。
《四牌楼》不一样,它是一种发散式叙述,讲了整个二十世纪里,发生在几代人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呢,讲的是一个家族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我自己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也是相吻合的。所以,它一方面讲了整个社会演化的过程,一方面融入了我那个时期比较复杂的心灵历程。
记者:你对这部小说投入了很深的感情。在叙述技巧上,是否也下了很大功夫?那个时期,读者一般都特别追捧所谓艺术创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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