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县的崇祯辛未之难

桓台作协

    公元1631年，大明崇祯四年，岁在辛未。这一年，山东新城(桓台）县发生了一场浩劫。登州游击孔有德率兵攻破新城，官民死伤甚多，著名者如曾官保定府同知的王象复及其子王与夔等。这场浩劫，在民国《重修新城县志》以及桓台县许多家族的族谱上都有记载，史称辛未之难。那么，这次给新城（桓台）人带来了沉痛记忆的灾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袁崇焕斩杀毛文龙说起

    其实，新城县的这场灾难是与明朝末年大名鼎鼎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联系，源于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毛文龙是明朝后期位于辽东鸭绿江口一带的皮岛守将，皮岛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于后金，则为重要钳制；于朝鲜半岛，则为重要的支撑。毛文龙驻守皮岛，虽然做过一些冒饷侵银的事情，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他驻扎皮岛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同样手持崇祯皇帝赐的尚方宝剑，即便有罪，绝不致死。但是，袁崇焕出任蓟辽督师后第二年就做出了斩杀毛文龙的举动。1629年7月24日，袁崇焕为了促成他一厢情愿的议和，悍然借口阅兵，于皮岛（今朝鲜椵岛）约见毛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凭借自己手持崇祯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斩杀了同样持有崇祯皇帝尚方宝剑的毛文龙，从而导致东江军大批倒戈并投往后金，使袁可立等前任登莱巡抚经营数年的登莱防务瓦解殆尽，从而解除了后金大举攻明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被毛文龙倚为股肱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等人，虽然暂时没有倒戈，毛文龙之死毫无疑问地动摇了他们对大明王朝的忠诚，从而为后来发动吴桥兵变、投奔清朝，成为大明王朝掘墓人，同时也为新城辛未之难的发生埋下伏笔。

宁远兵变的连锁反应

    宁远兵变，是发生在崇祯元年的一次兵变。三年后发生的吴桥兵变与宁远兵变有什么联系呢？宁远兵变的主人公与崇祯四年吴桥兵变发生时的吴桥知县毕自寅有关。这个人，就是时任辽东巡抚毕自肃。关于宁远兵变，闫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第28讲有较为详细的讲解：
    辽东宁远的士兵，过去取得过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在袁崇焕的指挥下，有着光荣的历史。但是，他们生计唯艰、饱受盘剥又奏告无门，忍无可忍，最终歃血会盟，激愤哗变。宁远军队哗变，首先是由从四川、湖广调来的部队发起，以杨正朝、张思顺等为首。他们先秘密串联，再集中到广武营，会盟歃血，率先兵变。接着，事态不断扩大，影响迅速蔓延，其余十三营起而响应。哗变的官兵涌入巡抚衙门，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从衙门拉出来，加以捆绑，囚于谯楼。谯楼，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城门上的瞭望楼（周祈《名义考》），另一说是“世之鼓楼曰谯楼”（曹昭《格古要论》卷五）。就是说可能将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捆绑在宁远城中心的鼓楼上，逼迫发饷，喊骂乱打。当时巡抚毕自肃银库里没有银子，一时难以筹措。哗变官兵，情绪激烈，局面失控，“捶楚交下”，手捶棍打。毕自肃满脸流血，伤势严重。衙署里面的敕书、旗牌、文卷、符验等，散碎狼藉，荡然无存。
　　这时，兵备副使郭广赶来。他一边用身体护翼巡抚毕自肃，一边同哗变首领谈判——主要是保证尽快发放拖欠的兵饷。郭广先设法筹措了2万两银子发给士兵，哗变兵士不答应，还是平息不下。郭广又向商民借贷3万两银子，凑足5万，分发下去。哗变官兵情绪才稍稍缓和，混乱局面才暂时稳住。趁兵士散去，郭广等救出巡抚毕自肃。但是，哗变的官兵分发完银两后，乱走乱窜，情绪依旧亢奋。这时，十三营的营房，仍然高度警惕，戒备森严，日夜守备。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副将何可纲典领的中军，在平息哗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事主官宁远巡抚毕自肃，在宁锦之战时曾作为副使，协助袁崇焕守卫宁远，督率将士奋力守城，立下战功。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正月十七日，毕自肃任辽东巡抚。其兄毕自严，时任户部尚书。兵变爆发后，毕自肃上疏引罪，到中左所，自缢而死。这件事，《明史·袁崇焕传》中作了记载。特别是《崇祯长编》中载录了袁崇焕关于宁远兵变的奏疏。今天主要靠这两种史料了解当时宁远兵变的情况。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文字如下：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自肃伤重，兵备副使郭广初至，躬翼自肃，括抚赏及朋桩二万金以散，不厌，贷商民足五万，乃解。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
    这个毕自肃，就是吴桥兵变发生时吴桥知县毕自寅的八弟。而时任户部尚书毕自严则是毕自寅的四兄。他们都是如今周村区王村镇万家村一带人。

从吴桥兵变到新城辛未之难

    吴桥兵变，是崇祯四年发生在吴桥的一次兵变。
    崇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升登、莱二州巡抚。袁崇焕诛杀皮岛守将毛文龙，毛文龙旧部哗变，孙元化收留了毛文龙的得力干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人。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即现在的辽宁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命令孔有德带领本部兵千骑驰援。辽东兵以军纪败坏闻名，来山东后又与登州兵多有摩擦。孔有德等先走海路，据称风大船倾，遂改从陆路。十一月，吴桥人闻听孔有德率兵抵达，皆闭城罢市。天寒地冻，衣食无着。孔部有士卒强取王象春在吴桥庄园的鸡食用。看守庄园的庄仆找孔有德告状，孔有德不得已将这个士兵“插箭游营”。而这些辽东兵又杀掉了这个庄仆。事后，王象春之子王与文不肯罢休，将孔部兵士横行不法的诸多事实申报省抚按衙门，要求严厉惩处。同时，奉孙元化之命去内蒙、甘肃一带购马的李九成将购马银两挥霍一空，因担心遭到严厉制裁，也在此时来到吴桥孔有德营中，投奔担任千总的儿子李应元。自知罪责难逃的李九成见此情景，为了逃避处罚，把水搅浑，煽动士卒劫持孔有德，发动了这场改变明清力量对比的吴桥兵变。
    关于王象春之子。据《新城琅琊王氏世谱》记载，王象春只有一个儿子王山立，即王与仁，是顺治年间的武进士。他生于明天启初年，崇祯四年时，他不过十来岁。史书所称王象春之子，肯定另有其人。而族谱上只有一个儿子的记载。另据《庚戌科序齿录》记载，王象春的儿子是王与文。据黄一农先生查证，王与文是王象艮的儿子，族谱之所以没有记载，极可能是王象春生了王与仁后，王与文就归宗了。
    这段历史，位于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特聘讲座教授暨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先生有《吴桥兵变：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一文有详细解读，众博友请自行搜阅，这里不再赘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新城的辛未之难，则是吴桥兵变的副产品。
    孔有德部士卒的亲属多在登州。吴桥兵变爆发后，孔有德部遂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新城诸县，率兵直趋登州。崇祯四年新城县的辛未之难即在此时发生。新城是王象春的老家，新城遭受灾难之重不难想象。

也说“一只鸡诱发的兵变”

    吴桥兵变的过程，学术界已有大量考证，这里不再细说。而网络上吴桥兵变因王象春家“一只鸡”引起的说法甚嚣尘上。诚然，孔有德所部军纪败坏、声名狼藉，但他们驰赴大凌河之援，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军情，沿途州县做好后勤保障，也是分内之事。作为进士出身、曾担任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的王象春，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明辨是非，万万不该因为“这只鸡”生事，不仅诱发了带来严重后果的“吴桥兵变”，而且几乎招致“灭门”之祸。从现有资料看，出头处理这件事情的并非王象春本人，是他的儿子。即便如此，王象春也是脱不了干系的。从这个角度说，王象春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且，王象春同胞兄弟五人中，王象复、王象丰留下的记载资料内容甚少，不惟譬如县志之类的正史，即使新城王氏世谱上，官至保定府同知的王象复，仅数百字；担任过临清参将的王象丰，则只有短短数行。据说，由王渔洋岳祖父张延登书丹的王象丰墓志最近在邹平县长山镇一家企业出土，这足以证明王象丰离世后，曾留下过详细的事迹记载。这与极重人文传承和家学渊源的新城琅琊王氏家族传统不相吻合，不知这个状况是否与这件事情有关。据查，《新城琅琊王氏世谱》自1575年王之垣创立之后，崇祯年间，王之垣季子王象晋曾续修。从王象晋撰写的谱序看，落款时间是崇祯三年仲春。从这个时间看，王氏世谱中王象复、王象丰的记载资料少似乎与其后一年的辛未之难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谱同时载有文震孟和董其昌撰写的序言，落款时间则是崇祯四年，具体何月何日，谱上则不明确。那么，这次续修族谱的成书时间讫于何时，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至少，不能否定王象复、王象丰在谱上留下的记载偏少，与其兄弟王象春诱发辛未之难引起族人不满有一定关联的疑问了。
    但是，如果因此把吴桥兵变的原因单纯归咎于王象春，让王象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同样也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综合而言，吴桥兵变的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有德、李九成等人的叛变具有必然性。
    孔有德、李九成等原是皮岛守将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在皮岛期间，确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毛文龙的做派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和平的时候，利用皮岛的特殊地理位置经商谋利；战端一起，甚至冒饷侵粮，伪造战功，最终被辽东督师袁崇焕斩杀。被毛文龙视作股肱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随后投奔了后来出任登州巡抚，当时仍在宁远前线的孙元化。在经历了诸多的变故之后，李九成、孔有德等人的信心发生动摇，特别是李九成挥霍掉孙元化让他去内蒙、甘肃买马的经费，担心追责而蓄意挑起事端，发动兵变就成为一种必然。所以，如果孔有德们吃掉的不是王象春，而是其他家族的鸡，同样也会发生兵变。
    其次，是“闭城罢市”的直接后果。在关于吴桥兵变的史料记载中，多有“闭城罢市”一事。这件事情是由时任吴桥知县毕自寅办的。毕自寅是淄西万家庄人，兄弟八人，居第六。其四兄毕自严是户部尚书，八弟毕自肃为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兼抚宁，俗称辽东巡抚。毕自寅“闭城罢市”，表面上看是辽东兵军纪败坏，为保护民众不受骚扰而采取的防卫措施。但这件事情肯定还受到其“四兄八弟”仕途的影响。毕自寅担任户部尚书的四兄毕自严曾为辽东战事对孙元化“素不快”，而巡抚辽东的八弟毕自肃在崇祯元年发生的宁远兵变中被索饷的乱兵绑缚捶击，血流满面。兵变平息后，毕自肃引咎自经，就是吊死，有的也说是绝食而死。崇祯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毕家方将毕自肃安葬。这个当口，孔有德所部士卒来到吴桥，毕自寅的心情可想而知，采取“闭城罢市”的举措也就不难理解了。岂知这简单的“闭城罢市”，竟然点燃了明清鼎革的导火索。与早已致仕家居的王象春相比，作为在职的大明知县，更有资格承担这个责任。纵然不是罪魁祸首，至少是渎职、失职。
    第三才是王象春。明朝后期，新城王氏有王半朝之誉。何为王半朝？一是这个家族在外做高官的多，二是人才多。众所周知，新城王氏从四世王重光于嘉靖辛丑（1541）年中进士，至崇祯朝，王氏有十四人中进士，仅象字辈就出了十个。明人陈继儒曾称：“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往。”史料中也有“势凌东省”的说法。更值得注意的是，时任登州巡抚的孙元化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乡试中举时，正好出自王象春之门。孙元化担任登州巡抚，孔有德来自登州，王象春之子在孔有德的兵“攫鸡犬以食”后，坚持严惩肇事的兵卒，这恐怕是一个更直接的因素。老爹的门生当巡抚，巡抚的兵强取老师家的鸡，老师的儿子去老师学生那里告状，老师的学生对老师儿子自然也要礼让三分，何况区区一个游击。难以预料的是，年轻的王象春之子竟因此惹下大祸，兵变后的孔有德部杀到了新城，于是酿成了给桓台带来惨痛记忆的辛未之难。
   

    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四·方舆志四·灾祥》：“崇祯辛未，春正月，大风。冬十一月，孔有德、李九成等叛，攻陷县城。知县秦三辅等死之。”后有注释云：“正月二十四日子刻风起；寅刻，月、星、日并见，色赤如血；申刻，傍有似日者十余，变动不居。二十五日，日中有黑子，环晕数重，作背反逆之状。其日日在尾十度，月在尾一度，每夜荒鸡争鸣。又有月下见一城如烟雾状。十二月初七日，叛将李九成、孔有德等自吴桥南下陷新城，知县秦三辅等死之。一时士民死节者甚众。”《人物志三》记载，除王象复、王与夔、张俨然、张蔚然、张爝然、耿弘炜、王好书、贾进忠、张允扬、郝真素、毕问学、王与瓒诸人外，尚有“县役王可泽等二十余人，居民韩福、焦茂材等三百七十二人、仆从侯有功等十七人皆随知县秦三辅死李九成之变。或战或没或受戮，无一降者”，死难者至少达到42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