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县令王启汸宦迹小考

包泉敏

桓台 包泉敏

王启汸（1662-1735），字思远，一字全道，别号昆仑山人，山东新城人，王士禛第三子。岁贡，“童年特善歌诗,其父司寇公奇之,著於诗。性情严毅,摒绝纷华,居官以清白自矢,里居恪守庭训,不预外事。”曾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出任过唐山县令。

话说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下旬，时任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禛，在京城听闻儿子启汸“谒选得唐山知县”，心头不免生出些许担忧，便将毕生为官经验及各种心得凝之于笔端，书为五十条，名《手镜》，于次年二月交给了儿子。渔洋先生如山父爱，殷殷可鉴！

那么，在父亲的深深期许之下，王启汸是如何履职的？其政绩又如何？

这个疑问在我脑际盘桓已有经年。

也巧，近日在查阅其他资料时，偶见二则相关记载，心头疑惑稍解。

先看一段来自蒋寅先生《王渔洋事迹征略》中的记载：

“七月，启汸居官有政绩，重葺尧庙落成，请公为撰碑记。

……民国三年秋，亿年捧檄署任县知事，任与唐山旧隶一府，不百里而近，缅怀全道公之循声余韵，犹有存者。爰驰书令唐山大令尹君懋卿，托为咨访。旋得报书，并抄示文简公所撰尧庙碑记一纸。此记亦全道公任唐山时，重葺尧庙落成，而请记于文简公者。尹君书云，全道公在唐甚久，政绩卓著，当时培植士林，整修一切废举，尤赖其力。访求父老，尚有能道遗爱者。”

由上面这段文字可见，王启汸（即全道公）并没有辜负父亲所望，“当时培植士林，整修一切废举，尤赖其力”，而且，多年之后，“尚有能道遗爱者”。为官一任，能“政绩卓著”，也不枉为一县之长了。

根据资料提示，笔者找出王士禛应儿子之请、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作的《重建帝尧庙碑记》（以下简称《碑记》）。

阅后得知，尧为古贤明君主之一，唐山是其始封地，尧帝庙即是后世为纪念其而在当地尧山上所建。但因朝代更替，兴废无常，加之风雨剥蚀，日就倾圯，人迹罕至。王启汸任唐山县令之初就曾前往拜谒，见颓壁败瓦，便生出了修复之志。如今，年久失修的新庙得以重建，自是大功一件，特请有“文坛领袖”之誉的父亲“出山”写碑记，可谓美事一桩。

据《碑记》记载，王启汸为重修尧帝庙，着实费了不少功夫。他“爰集绅士、僚属、耆老，议改筑于宜嵍之麓，卜言允臧。庀材鸠工，一瓦一木，一匠一夫，不费民间一钱，不烦里民一役，迄两月而蒇事。”新庙完全遵照旧制所建，“无雕镂金饰之华，存茅茨土阶之旧”“轩朗洞瞩，明目达聦”。新庙的落成，无疑对弘扬上古君主贤德之风、体现当今圣上爱民之心意义重大，因此，王士禛在碑记中有“庶几以无忝厥职者无愧于神明”之语，流露出了对儿子极大的褒奖之意。

从《碑记》中还可以获知，此时王启汸已任唐山县令四载，期间，他确是恪守父亲在《手镜》中所嘱诸条，如“居官以得民心为主，为民间省一分，则受一分之赐”“加派一事最碍官声，最为民害”“文庙当加意修葺，严其启闭……”等等，遵嘱行事、认真履职，可谓不负所望。或许正因此，在他卸任多年以后，当地“尚有能道遗爱者”吧。

限于资料，关于王启汸生平事迹，笔者目前仅见此二则，但似可初步推定，其任唐山县令时是有所作为的，尤其是他对尧帝庙的修复，也印证了山东新城王氏家族成员对于先贤的尊崇以及对文教的高度重视，这与其家族世代沿袭下来的良好家风是密不可分的。

淄水金山黄丰年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也算是家风的良好传承。

包泉敏

淄水金山黄丰年 发表于 2018-4-13 03:38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也算是家风的良好传承。

比起父亲，王启汸差得太远，只是一个例贡（也有说岁贡的），也就是捐来的官，但即便如此，依然还是恪守父亲的嘱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留下良好政声，很是难得了。谢黄老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