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圈”里的王渔洋

包泉敏

桓台　包泉敏
良好的家风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它不仅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精神财产，也是融化在每个家族成员血液中的气质，是沉淀在每个家族成员骨髓里的品格。新城王氏家族正是这样一个有着良好家风的家族。
作为明清时期“齐鲁第一进士家族”，新城王氏家族自四世王重光始，经五世王之垣、六世王象晋的传承和补充，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泽被后世的家训家规以及良好的家风。王渔洋有幸，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里。
在良好家风濡染下，王渔洋积极进取、勤勉好学，养成了温、良、恭、谦、让等诸多美好品德。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王渔洋的“家庭圈”，去看看他是如何与家人相处的。

孝老敬亲，以顺为宗

百善孝为先。王渔洋的孝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孝老敬亲，二是以顺为宗。
先来看看王渔洋如何孝老敬亲。
顺治十年（1653），祖父王象晋生病，王渔洋随父母及诸兄弟日夜侍奉床前，尽心照顾，直到老人故去；考中进士后，王渔洋任扬州推官，赴任时偕父亲至扬州奉养，之后不久又将母亲接到身边亲自照顾衣食；康熙十一年，王渔洋典试四川期间，惊闻母亲去世，徙跣奔丧，忍痛含悲，挥笔写下《诰封宜人先妣孙太君行述》，此行述长达2867字，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母亲深深的哀思和怀念。据说，古代有一种说法，如果亲人去世，想尽一份孝心，需要斋戒49天，但王渔洋母亲去世后，他居然吃素三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王渔洋奉使祭告南海归来，经过新城时回家探望父亲，见父亲容色面容憔悴，内心十分担忧，便产生了归养之意，想回家伺候父亲，但父亲未允，而是催促其赶紧回京赴职，王渔洋只得怆然离开。九月复命后，他请假归省，回到新城后惊闻父亲已于十天前去世，真是悲恸万分，产生了深深的自责感。后来，每每忆及父母，王渔洋都深感愧疚，责备自己未能尽孝。
再来看看王渔洋是如何以顺为宗的。具体来说，即严守家规，谨遵祖训（母训），最终完成家族振兴使命。
以农立家、以学兴家、以仕发家是历朝历代文化世家的共性，新城王氏家族亦是如此。新城王氏兴起、昌盛于明末，有海内旺族、江北青箱之誉，但在经历了明清鼎革之际的几次灾难性打击后，其家族成员损失严重，家族政治地位迅速下降。作为昔日的齐鲁旺族，新城王氏家族自然不甘如此，必须重振家族荣光，在祖父辈期许的目光中，王渔洋毅然挑起了家族振兴的担子，并将新城王氏家族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王渔洋成长成才过程中，祖父王象晋和母亲对他影响最大。
新城王氏家族中，六世祖王象晋在整个家族能够安然度过鼎革危机并实现再度中兴发挥了关键作用，居功至伟。据载，王象晋辞官归隐之后，潜心研究农学，不仅撰写了农学巨著《群芳谱》，还著有《剪桐载笔》《清窹斋心赏编》《救荒成法》《三补简便验方》等文学、医学书籍。除此之外，他开始全心全意教导科举制艺，同时，鼓励他们涉猎文学，教给诸孙声律之学：“阖门谢客，亲教诸孙，颇及声律之学”。为激励子孙读书上进，他拿出珍藏的临邑画家邢侗作品《兰亭序》和《白鹦鹉赋》，许诺诸孙，谁先中举便归谁所有，后两幅作品分别被王士禄和王渔洋获得。用对对联赢取名人书画奖赏是王象晋教育诸孙、鼓励他们努力读书的一个重要方法，与诸孙的这种频繁互动，也极大地激励了王渔洋和他的兄长们学习上进的积极性，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
王渔洋母亲孙夫人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她不仅自觉承担起监督诸子课业的责任，在日常生活中督促、鼓励诸子读书上进，而且深明大义，教导儿子如何做人：顺治十七年，王渔洋赴扬州任推官，孙夫人送之渑水上，临别之际对他说：“汝少年为法吏，吾惧之。然扬故尔祖旧游地也，吾与尔父少尝随侍，今三十年风景犹梦寐见之。孺子行矣，惟尔祖是程！俾扬人谓王公有后，是吾志也！”当王渔洋因判案失事被降职时，母亲却对他说：“人命至重，汝但心存公恕，升沉非所计也。”母亲的鼓励和提点，使王渔洋在官场上行走端正，赢得良好政声。
正是在这种良好家风濡染下，王渔洋严格秉承“忠勤报国，洁己爱民”家风，凭借大雅之才及深厚的家学濡养，18岁中举，24岁便有了诗名，25岁考中进士，26岁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后，先后任礼部主事、户部郎中、翰林院任侍讲、国子监祭酒、都察院都御史、刑部尚书，为官45年，仕途畅达，诗学仕宦均为当世所崇仰，康熙皇帝亦给予其“老成忠厚，人品学问俱好”的褒扬，既为台阁重臣，亦成就了“一代正宗”美名，较好地完成了家族中兴大业，成为新城王氏家族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兄友弟恭，情深谊厚

王渔洋兄弟四人，三位兄长中，他与长兄王士禄（号西樵）感情尤深。
王士禄“少工文章，清介有守”“眉宇朗秀,襟怀伉爽,为人望所属。”（清王晫《今世说·言语》语），他呵护诸弟，颇有长兄风范。他们与其他几位兄弟幼时一起读书东堂，共同学习互相鼓励。入仕之后，他与渔洋兄弟二人虽南北相隔，但是彼此关心，相互关怀，共经患难，留下许多佳话。

王渔洋兄弟四人读书东堂

古来兄弟相亲相爱相知相念者，未见有超过苏轼与苏辙兄弟者，王渔洋就曾将自己与长兄之情自比“二苏”。
王士禄长渔洋八岁，渔洋一直尊其为“师”。渔洋初学诗时，西樵即选唐之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韦应物等人的山水之作，命他逐家手抄，给予王渔洋几乎奠定其终生为诗方向的关键指导；渔洋初次参加会试也是由长兄携带进京，开始结交文友恐也是西樵之力。当其兄弟相会之时，则约友人结诗文社以相唱和；若分隔在异地，则寄诗相赠答，感情之深非比寻常，故渔洋曾云：“四十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真有如子由所云之者”。
康熙三年（1664），王士禄因前一年河南乡试试文磨勘一案入狱，家人闻讯十分震惊和恐慌，王渔洋虽远在扬州，但也非常担忧和焦虑，诗友冒襄写信慰问，他在回信中写道：“家兄平地波澜，魂飞汤火，不啻子瞻湖州诗案，而弟曾不能舍此鸡肋，如昔子由赴阙讼冤，以身请代，而犹且饱食安居，偃仰在床，岂复可靦（同腼）颜人世乎哉！”表达出恨不能像苏辙一样替兄长到御前辨冤，替兄长受过的强烈意愿。王士禄入狱后，王渔洋频繁寄书信来劝慰兄长，以苏东坡的达观精神激励兄长，使其身陷囹圄却能以达观、淡泊的心境舒解郁结，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后来王士禄案结事白出狱，王渔洋依然不食酒肉，计东《广说铃》云：“甲辰秋冬间，西樵事已渐白，阮亭尚不御酒肉，面有涕泪痕，同人言二王兄弟友爱似眉山二苏，予以语顾茂伦，茂伦曰，此二王诗之源也。”
   兄弟二人不仅情意相合，志趣也相投。王渔洋曾经感慨道：“予兄弟少无宦情，同抱箕颍之志，居常相语，以十年毕婚宦，则耦耕醴泉山中，践青山黄发之约。息壤在彼，得毋笑是食言乎？”此段文字借用“箕颖之志”表达出与长兄志向相投，用意很深。王渔洋诗友王掞曾撰《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亦云：“与兄西樵子侧皆以诗名当世，而友爱尤至，对床风雨，唱和尤多，如东坡之于颍滨也。”王渔洋敬慕兄长为人清介潇洒，率性洒脱：“读书味道，萧然终日”，“性耽山泽，如陶贞白入官，松风之梦固在，垂组彯影寄焉而已”，而在西樵眼里，“贻上（即渔洋）负夙愿，神姿清彻，如琼林玉树，朗然照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小弟无比的欣赏和赞许。
由上观之，西樵与渔洋之间，手足相依几十年，是兄弟，更是师生、知己，诚如渔洋所说“文章经术，兄道兼师”。对他们二人来说，亲情已然上升为对彼此心灵的一种深刻慰藉以及精神上的相互勉励和支撑。兄弟二人志同道合，情意相投，较好地诠释了中国古代孝悌文化中的“悌”字。而兄弟之间守望相助，既是新城王氏家族成员在良好家风濡染下坚守的伦理道德标准之一，也是其强大家族凝聚力的源动力，对于保证整个家族的持续兴旺意义深远。


舐犊情深，既严且慈

作为父亲，王渔洋可谓既严且慈，这点可以从他写给儿子的家书《手镜》中体现出来。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月，王渔洋三子王启汸上任唐山县令。当时的唐山土瘠民贫，百废待兴。对于儿子由一介书生仓促获此任命，王渔洋委实难安。七个月后的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在户部左侍郎任上、时年 65岁的王渔洋于京邸书写家书《手镜》一册，交给了儿子，内容共50条3000余字。
和普通家书不同的是，这封家书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了个人生活和工作各个方面，从为人处事到健康养生，从刑罚宽严到与民休戚，词简义精，既浓缩了王渔洋一生正直为官的经验和自律准则，为儿子行走官场提供了重要的引领和警示作用，同时，也是一本“健康指南”，是一个正直、仁慈而不失严厉的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满满的责任、担当和关爱，舐犊之情油然纸上。试举几条：
“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跟须正，持门第不得。”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官僚家庭出身，往往容易依仗优越的身份和权势，瞧不起人，横行霸道，甚至为非作歹。身为朝廷高官的王渔洋，对此屡见不鲜，也最担心儿子犯这此错误，故告诫儿子，绝不能以出身高官望族傲慢待人。
“春秋课农，须身亲劝谕鼓舞之。尤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农忙季节，督促农耕必须亲历亲为以示鼓励，尤其要减少侍从，自带饮食，不能扰民。
“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加派一事最碍官声，最为民害”“日用米、肉、薪、蔬、草、豆之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不可滥用刑，不贪不义之财，不变相摊派，减轻老百姓的额外负担，不能因是官家籴买就压价，损害百姓利益。
“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不可如山左向年以报灾为讳，贻民间之害”，地方上万一有水灾、旱灾,就应当极力如实向上级申报，为民请命；不能像山东往年那样以报告灾害为忌讳，给老百姓遗留下祸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手镜》第20条，王渔洋提出了“清慎勤”的为政理念：“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王渔洋一生恪守“清慎勤”为官准则，自觉实践“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并以此作为家训垂训后人，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在这里，他是想通过这简短的几句话告诉儿子：一定要清正廉洁、谨慎小心、勤于职守。
既为家书，《手镜》自然体现出了一位慈父对儿子日常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体贴和关心，如“日用节俭，可以成廉。而下人衣食，亦须照管，令其无缺”，要养成节俭的好习惯，要善待服务人员；“宴会当早赴早散，不可夜饮”“雾天早起当使饱，若枵腹则恐致疾，行路尤不可也。暑天有汗亦不可在有风处脱衣帽，寒天又不必言”，雾天早起时要吃饱饭，走路也不能空腹，否则会体力不支或生病；身上出了汗也不能在有风时脱衣帽，等等。
看到这些，你的脑海中是不是已经浮现出一位可亲可敬的慈父形象？可以想象，初入仕途的王启汸，得到父亲手书的这本“人生指南”，必会视若珍宝，严格恪守。
王渔洋育有五子，即启涑、启浑、启汸、启沂、启沐（汧），其中，启沂、启浑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夭亡，使王渔洋悲痛万分，他夜不成寐，哭作亡儿诗数首，以表达悲痛之情。作为诗人父亲，王渔洋作诗怀念亡儿，其拳拳爱子之心自然尽在不言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很多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从小就在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的王渔洋更是深谙此道，并且穷其一生在努力践行，辅之以良好的家风传承，他不仅与“家庭圈”里的亲人们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且也建立起了广泛的“朋友圈”，与诗友、同寅之间相处融洽，受到时人推崇。虽已做古300余年，但渔洋老人依然神采奕奕，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浩繁的卷帜，还有更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细细品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