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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五莲山区有种植地瓜的传统。对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农村娃,像我,几乎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或者瓜干。后来到镇上读中学,口粮变成了煎饼,也仅仅是变变花样,还是没有离开地瓜。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吃地瓜长大的,一点也不为过。
上小学时,农村学校还有秋假,学生们都要到生产队帮着秋收。那时我年幼,重活干不了,就割地瓜秧、拾瓜干等。割秧需要倒退着,这样秧苗正好在怀里,方便往外抱。有时不小心被瓜秧绊倒,一个趔趄人仰马翻,就会引来一阵哄堂大笑,也算是给枯燥的劳动增添了一点乐趣。
我是左撇子,左手握镰本来就不顺手,再加上年龄小,一会就落在了小伙伴的后面。地瓜秧好像故意与我作难,越落后瓜秧越纠缠在一起,真是割不断理还乱。我举起镰刀本想割周边的瓜秧,没想到却落在右手上,鲜血伴着镰刀落地声随即冒出。大人们赶紧凑上来,帮我按住血管,找了一根地瓜秧当皮绳,勒紧手腕处减少血液循环。好在那时村里赤脚医生随社员一起劳动,李二叔火速把卫生员喊来,给我进行包扎。那时孩子皮实,我也没当回事,没法割地瓜秧,就在后面拾地瓜,照样参加劳动。
地瓜刨出来后,生产队留出来年的瓜种,剩下的就分给社员。乡亲们就把鲜地瓜直接切成片,晒成瓜干。碰上好天,再有个北风刮着,三四天就能晒干。就怕赶上下雨连阴天,半干不湿才愁人。父亲通常的做法是在过堂里拉上铁丝,把瓜干一片片挂上,就像是一串串风车,可这样还是照样发霉长毛,摊出的煎饼有一股苦味。
地瓜除了切成干,还要运回家储存一部分,作为冬粮煮着吃。那时,运输全靠独轮车。父亲在公社水利站上班,两个哥哥在外地上学,不足14岁的我就成了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那年秋天,在村后的岭上分了150斤地瓜,我需要两趟才能运回家。从地里出来,首先要经过一个S型陡坡,母亲不放心,在身后拽着拉绳送我下这个崖头。看着又陡又窄的下坡小道,我两眼发晕,腿肚子也打颤,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心里就有些发怵。汗水流到我的眼里,煞的眼疼,手心直冒汗。我用力地拉着车上的手闸,车圈磨得吱吱响。下坡不让车子跑也不行,一松手闸,毁了,这回我可知道惯性原理了,小车像撒缰的野马,把身后拽着车绳的母亲给摔倒了,我听见她在滑行。眼看小车就要把娘俩拽到沟里,母亲大声喊:“快撒把!”我赶紧把车襻往上一扔,头一宿,独轮车就滚下了崖头,好险!我心有余悸大声地喊着:“我要考大学,离开农村,讨厌地瓜!”我对滚落一地的地瓜的咆哮着。
时光匆匆而过,我进城也近三十个年头。刚开始,还为不吃地瓜而高兴。俗话说“岁月是最好的疗伤药”。当年对地瓜的大恨,变成了大爱。没过几年的功夫,就想起家乡的炊烟,想起娘熬得地瓜粥、煮的瓜干、薄如蝉翼的煎饼,有时梦里都是地瓜的味道。尤其是在济南干冷的街头,守着那暖暖的炭火炉,哈着热气吃上一口烤地瓜,思绪就很容易飞回到家乡的地瓜地里。我知道,地瓜已经渗透到我的血液里,那是割不断的亲情乡情。城里再好的山珍海味,也替代不了味蕾上的乡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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