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聚集地，那么最早的西湖又叫什么？

西湖之所以自唐宋以降著名于世，自非仅因以上所述。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之历史遗迹之所以少见，并非缺乏建筑技术与材料，而是因为经由文学更能够缅怀过去人类的伟大时刻，并且宋代文化并不乏适合的文体以供骚人墨客抒发情感。

《西湖志》称自唐宋以来，「而贤达胜士，谈名胜者多艳称之，则夫传胜事于武林，探其踪于灵竺，斯亦征文考献者所必及。」可见得西湖在文学上始终是个令诸多骚人墨客无法忽略的对象。加上南宋定都于杭，西湖更为宋代文人流连忘返之地，因此以西湖地区为对象之题咏作品更是大量应运而生。

北宋时著名的处士林逋隐居于西湖孤山不出，二十年不入城市，足迹踏遍西湖周围地区，也因此其诗作有不少便是在游赏之时所留下的。

除了以西湖湖区为对象的诗作外（如〈秋日西湖闲泛〉、〈西湖舟中值雪〉，〈北山写望〉，〈中峰〉与〈中峰行乐却望北山因而成咏〉则描写了他在西湖西侧南北高峰一带山区游赏时所见之景色，而〈西湖泛舟入灵隐寺〉与〈和运使陈学士游灵隐寺寓怀〉二诗也说明了他的确曾至该寺。至于位在「余杭县南一十八里」处的大涤洞霄宫，亦为林逋曾游宿之地，而留下了〈洞霄宫〉与〈宿洞霄宫〉二诗。又如南宋末年董嗣杲之作《西湖百咏》，乃是因其生长于杭州，「与山水为忘年交，凡足迹所到，命为题，赋以唐律，然皆自得意寓，叙实铺写。」累积成书。

然而，文人之游山玩水当不必只身独往。著名的杨蟠便曾与诗僧惟晤、契嵩共游北高峰与三天竺一带，「明日乃邀宿灵隐。又明日，如天竺，遂宿于天竺也。」可见这是一次时间较长的游赏活动。而「三人者，游且咏，的诗三十六篇」，乃集结而成《山游唱和诗》。而南宋的陈造（1133-1203）则有〈游山记〉一文，描述他与山阳陈德美、显教僧华及其幼子同游西湖南山处，「黎明策杖出钱湖门，入刘氏寺，遍览其胜处。渡慈云岭，窥易安斋，酌虎跑、真珠二泉，登六和塔，北访石屋，阅象鼻岩，入烟霞洞，徙倚于清心阁。晚宿于延寿小庵，坐于龙井石上，日已西，自曲院买舟以归。」

上述这些文人的游赏活动使得他们得以直接领略湖山之美，则当然不会不留一言一字以表达其面对西湖美景时的感受。陈造称「西湖山水，秀丽甲天下，宜春宜晴宜觞咏」，实正说明了宋代文人之游赏与其西湖题咏作品间最直接的关系。

除了因文人游赏于西湖山水之时而产生的诗词创作外，宋代文人在西湖地区宴集酬唱之际，也是西湖诗词大量产生的时刻。就中最突出者，当属宋代文人所成立之诗社在西湖地区的种种活动。

诗社乃文人士夫所结成之社团，而以其诗词作品相互酬唱应答为其主要活动。《梦梁录》称：「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都城纪胜》则称：「文士则有西湖诗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诗人。旧多出名士。」又清代周济（1781-1839）所作《介存斋论词杂着》称：「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则似乎文人结社风气在南宋已十分兴盛，因此在《梦梁录》及《都城纪胜》中所提及的西湖诗社，所指应是在南宋时期，或同时、或前后存在于临安的若干诗社，这些诗社并非有意冠名为西湖诗社，只因西湖乃是这些诗社的主要活动场所，故习惯地以西湖诗社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