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集电视纪录片《西湖》解说词（全文二）

　　说到底，与苏东坡交往的高僧们其实是一个为数众多的擅长诗文创作的文化僧群，由于这位诗人太守的原因，这一文化僧群的诗文创作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动。那些成千上万的篇什让人读到了空灵萧散的品格、茶禅一味的意蕴。而这些特色恰恰阐释了西湖的另一种十分重要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上的文化僧群的存在，同样是西湖的遗产，杭州的财富。

　　这是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 1912年至1918年，先后六年光景，李叔同便在这里教授图画和音乐。据他的许多学生回忆，李叔同的为人处世既严格又亲和，在当时就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更由于李叔同独特的天赋与出众的才华，一时被惊为天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师生尊敬的人却突然出了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僧人出家又称“剃度”。剃度之后，就如同切下的那一头烦恼丝，俗世的一切过往，便要“往事如烟”了。只有李叔同却是个例外。因为每当人们怀着几分敬意谈起弘一法师的时候，总是忘不了他的故事。
　　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动因，回忆文章已经盈筐累箧。然而作者们谁也未下断言，甚至连弘一法师自己写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也只是说了一种“经过”而不是答案。

    不过，弘一法师倒是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西湖。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李叔同出家之后，他的妻子从上海一路寻到杭州，在西湖边找到了他并劝其还俗，可李叔同还是不为所动，头也不回地走向了西湖的深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旧山外山。

　　其实《送别》所描写的物象，都是李叔同眼中的西湖之景。抑或可以说，这样的长亭，这样的古道，这样的晚风拂柳，那种送别的情绪才显得更为婉转低回。

    在以后的二十四年里，弘一法师虽只是布衣芒鞋、青灯黄卷，但终以持律甚严、言行一致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道俗公认的律宗高僧。就如同他的书法一般，从容、平静，没有半点张扬。看似平淡却又大义微言。墨虽然是黑的，但字迹里所透现的灵魂，却像是中国的宜纸一般，素净无瑕。

    对于西湖的寺院而言，除了春天的香市，这里还有另外的许多节日—佛祖诞辰日、观音得道日等，面对这种僧俗融合的场面，人们共有的一个印象便是：盛大非凡。

    节日是传统的接续，是民俗的绵延。对于寺院而言，也是与广大俗众直接交流的最好的契机。然而，因为社会生活的变迁，有些节日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渐渐淡漠，但是由于寺院生活的特殊形态，有的节日却得以相当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在月上松梢、风清露冷的时候，僧人们便早早起来，齐齐整整地开始了腊八粥的制作。

    在这里，没有凡俗社会的喧哗，没有普通作坊的嬉笑，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早课一般的专注，只是打坐一般的入神。而这些清香四滋的五谷之粮，这种调和真朴的淡定之味，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别一种生活的仪轨。

    形容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人们常常会使用与僧人相关的一些词汇，比如“僧多粥少”。当然，在物质发达的今天，这“粥”是一点也不少了。但是这种延传至今的语言的渗透，却足以说明了佛教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

　　当然，要说最能体现佛教文化在江南的群众基础，最终还是这一年一度的西湖香市。

　　访谈

    陈文锦（学者）：老百姓对宗教的信仰是实在的，他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前途有所裨益，这样的话他是非常虔诚地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也构成了西湖民俗的一部分。

　　“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这是明人张岱眼中的香市，虽然年代久远，但通过这幅清人徐扬所绘的  《盛世滋生图》，我们还是能够依稀感受到当年的繁华。

　　但这繁华一旦遇到社会动荡，却又是一片凋零。

　　明朝末年，江南地区连续发生了大饥荒，一时间当子乞食、饿殍满路的情景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清兵又南下侵扰，致使江浙地区的百姓饱受了战乱与饥馑的双重苦难。这时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用极其沉重的笔调记述了他在杭州的所见所闻：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存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杭州，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当某种传统一旦融入了民俗，它也就具有了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因此只要遇到社会环境的安宁之期，这西湖的香市便又如春雨后的竹笋，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

    在今天，虽然我们再也看不到偌大的红烛，再也看不到无数的香船，可是已经点缀着时代色彩的香市，以及它所透现的样和、富足和吉庆之意，正在春色无涯的季节，注视着前所未有的西湖。

    香市香市，既然是“市”，便一定会有商业贸易的内容，有着庙会一般的热闹。举凡丝绸簪耳、折扇刀剪、香团果饼、泥人玩具，无一不备，当然，进香与礼佛的用品，还是商铺店肆的主要陈列。

　　自摄影术发明以来，西湖就留下了许多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纯风景的，一类是带人物的。就历史价值而言，后者的画面携带着更多的信息。

　　在后一类照片中，这一幅僧俗三人的抓拍之作堪称经典。它所表现的内容，是一个僧人向两个女香客贩卖佛珠的情景。

    僧侣如香客一般的质朴，香客如僧侣一般的淡定。一串佛珠联结于僧俗之间，也联结于一种共同的虔诚。

    看着这一张张虔诚的面孔，我们猛然发现，尽管岁月更迭、时代变迁，西湖已经变得现代，变得时尚，变得车水马龙，但有一种东西却从未改变。

    这是因为，有一种祈望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里本就是一片湖山净土，本就是烟火绵延的千年香市。

　　　　第六集　戏文的神采
 
    晚上八点，西湖的游客们会看到一场在西湖水面上的表演。这是以西湖历史人文和自然风光相辉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西湖。

    如梦如幻的艺术呈现让现代观众流连忘返。

    西湖歌舞，从来都是“钱塘自古繁华”的一个缩影。

    瓦舍勾栏，是南宋时对于戏台的普遍称谓。据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曾有瓦舍二十三处、勾栏十三座。这些演艺场所几乎遍布全城的各个角落。

    每当夜幕降临，围绕着城中的西子湖，整座临安城就是一个巨大的水边戏台。

　　今天的杭州，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吸引他们不远万里而来的，是江南古都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城”中的一波春水，还是那些流传在西湖边的传奇故事？我们很想知道，那些真正打动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到过西湖和没到过西湖的人，都知道西湖上有一座断桥。

    位于白堤东端的断桥，就是传说中白蛇和许仙相会的地方。

　　《白蛇传》，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今天，《白蛇传》无疑是被各种艺术形式搬演频率最高的中国故事之一。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也许，携手游览西湖的情侣，走过断桥时，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情慷。西子湖的旖旎风光和美丽动人的神话背后，是人类内心对坚贞爱情的永恒期许。

    西湖的雨又开始下了。

    白娘子和小青在断桥上游湖，也是这样一个雨天。许仙将伞借给白娘子，三人同舟归城。于是，一段千古奇缘开始了。

　　 访谈

    余秋雨《学者》：西湖非常美丽，人们给了她很多很多的文化话题。这些文化话题，有的是一些文人基客在那里生存，而更多的是民众给她以想象，给了她好多美丽的传说。

    在所有美丽的传说中，最杰出的就是《白蛇传》。《白蛇传》以西湖这个环境作为背景，你看有雷峰塔，你看有断桥，都和《白蛇传》的故事紧紧地连在一起。《白蛇传）故事的美好是在哪儿呢？在于她通过西湖歌颂了人间之美。人间为什么那么美好？因为有西湖这样一个地方。西湖，杭州，成为人间之美的最高范本。

　　流行于杭州地区的民谣《白蛇山歌》这样唱着：

　　正月梅花开满林，许仙西湖去游春。白娘娘一见中了意，小青作法起乌云。
　　二月杏花白如银，叫船摇到清波门。白娘娘上岸把伞借，许仙讨伞结成亲。

　　杭州是一个出伞的地方，最著名的就是西湖绸伞。但到后来，这种伞已经失去实用性，变成了一种装饰品。在民间，有一种说法，伞是不能送的，也是不能借的，因为送伞和借伞意味着分散。

　　白蛇被法海金钵罩顶，镇在了雷峰塔下。1924年9月25日，西湖边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年久失修的雷峰塔轰然倒塌，百姓们没有感叹古建筑的毁坏，而是欣喜地奔走相告：白娘子从塔里出来了。

　　访谈

    李维康（京剧表演艺术家）：多少年以来，《白蛇传》屡演不衰，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有许多演员都把《白蛇传》当成自己的保留剧目。而西湖独特的环境又非常贴切地衬托出了白娘子的形象，让白娘子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

　　《断桥》是《白蛇传》里的一场重头戏。

    在西湖旧影里，断桥是有台阶的。而《白蛇传》戏里的断桥，也是有台阶的，因为许仙在那时可以有一个台阶下。

　　其实，断桥残雪是指下雪以后，太阳将桥阳面的雪融化，而阴面的雪还在，从宝石山上看下去，桥就像是断了一样。

    断桥，是一个悖论。桥要是断了还能称作桥吗？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上演重修旧好的戏，或许是一种隐喻。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始终能够触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另一出由游湖引出的戏文，故事发生在南宋的西湖。

    太学生裴舜卿怒斥奸相贾似道专权误国。贾似道的宠姬，一个美貌正直的女子在西湖的船中隔帘赞叹：美哉少年！

    李慧娘就这样为一言招来了杀身之祸。

    西湖宝石山旁的葛岭，有一个抱朴道院，相传是东晋道士葛洪炼丹的地方。南宋时，这里曾是高宗的御花园。到了咸淳年间，这个叫做集芳园的花园被赐给了一代奸相贾似道。贾似道便依湖山之胜，建造了半闲堂等楼榭亭台，其中，还有一个红梅阁。

    怨气冲天三千丈，李慧娘死后，冤魂不散，到红梅阁中救出了被贾似道囚禁的裴舜卿。明代戏曲作家周朝俊便将这个故事演绎成了《红梅记》。

    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鲜明、生动而感人。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她身上所体现的“情义”和“侠义”精神对于各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的胡芝风，因少女时代痴迷京剧而下海成为了专业演员。对于李慧娘这个人物，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访谈

    胡芝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娘去救裴舜卿并不是为了儿女私情，她是意外地感到肝胆相照，此后才互相从敬慕到爱慕。所以我对李慧娘的理解是：她有一个很纯洁的灵魂，她应该有一个很优美的，心灵情操非常优美的灵魂。

　　西湖真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古往今来，发生在西湖的故事也许就是这样招引着无数薪火传承的从艺者。那些戏中的角色渐渐走进普通人的内心，融汇成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域的气质。
    杭州南宋御街刚刚修复开放。走在这里，我们依旧可以想见当年临安城店铺林立、勾栏遍地的繁盛景象。
    距今大约八百年前，一种全新的戏曲样式就在这座江南都市兴起。
    从北宋汴梁传来的杂剧和从温州永嘉起源的南戏在南宋都城杂糅交融，看戏文成为当时临安市民在闲暇时最为重要的娱乐方式。

　　访谈

    洛地《戏曲理论家）：戏就是扮演，文就是故事。把故事拿来扮演，就叫戏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名称。戏文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因为在南宋以前，中国所有的文艺都是单向的。什么叫单向呢？就是：唱就是唱，诗词就是诗词，舞蹈就是舞蹈，讲故事就是讲故事。现在叫说大书，说小书，那时候叫话文。那么到了戏文，就不一样了，它结合了。把话文、故事、把唱、把表演、把诗词，把这些东西都综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全新的文艺形式。从这个以后，中国的文艺史就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现象。

　　山河半壁，南宋都城临安却成为中国戏曲的南北荟萃之地。

　　“随车驾南渡”的宫廷艺人和搜演杂剧的民间艺人为躲避战乱走进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硝烟的临安城是他们上演悲欢离合的最佳舞台。

　　公元1913年1月，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宋元戏曲史》完稿，它的作者——近代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国维在书中这样写道：“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在他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曲中，这样描绘着他眼中的戏曲圣地。

　　宋元两代，几乎所有的戏剧名家都到过杭州，并被这里的风物人情深深吸引。

从宋元杂剧到明清传奇，中国戏曲最为辉煌的近千年光阴，随着一座城市中的碧水静静流淌。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刚刚乔迁到杭州吴山脚下的一户人家在门口贴出了这样一副楹联：“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带着全家“移入画图中”的正是四十一岁的浙江兰溪人李渔。

　　李渔，号笠翁，清初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他留下了许多传世的传奇作品：如《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这就是著名的《笠翁十种曲》。其中，《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都是他在杭州吴山书舍完成的作品，而《意中缘》的故事背景则直接发生在西湖。

　　与其他传奇作家所不同的是，李渔的后半生是在戏曲创作和演出实践中度过的。他在五十岁以后移居金陵，在芥子园写书谱曲；或带着由姬妾家人组成的家班，走遍大江南北，名动一时；李氏家班渐渐成为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有了自己的实验剧团，李渔在戏曲创作、导演和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

    清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第二次回到杭州。

　　晚年的李渔在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每日闲步西湖，自号“湖上笠翁”。

清康熙十九年（1680)的正月十三，一代戏曲大师辞别人世。这一天的西湖，纷飞的大雪掩埋了湖面。

　　2009年秋天，杭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这样的海报：这是由浙江昆剧团和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联合举办的一个叫做“西溪寻梦”的活动。

    昆曲和旅游景点特殊的联姻，缘起三百多年前一个叫做洪昇的杭州人。

    杭州西溪的洪钟别业，是洪昇的祖居。

　　洪昇(1645-1704)，清代著名戏曲大师，《长生殿》作者。

　　洪昇和山东的孔尚任被世人称为“南洪北孔”。他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清初剧坛璀璨夺目的双璧。不过，完稿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长生殿》，比《桃花扇》早了整整十一年。

　　访谈

    徐宏图（戏曲理论家）：《长生殿》第一稿《沉香亭》，洪昇于杭州。怎么知道是在杭州呢？他自己在《长生殿》例言里面回忆说：有一天坐在皋园，和他的朋友严定隅闲谈。谈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李白得到唐明皇的赏识这件事，他深有感触。因为洪昇也希望自己像李白一样，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洪昇四十三岁。这一年，《长生殿》终于完稿。

    在离开故乡钱塘、游学北京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仕途艰辛，一直只是国子监里默默无闻的太学生。

    典雅清丽的曲词和绮丽哀婉的剧情使洪昇的《长生殿》声名大振，脱稿后便传唱南北，场面甚盛。有记载说，《长生殿》曾在杭州吴山的东岳庙演出，庞大的戏台和隆重的排场，一时“水陆观者如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一个暑热未消的日子，洪昇在北京的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长生殿》，京城名流多往观看。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值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丧”期。不久，洪昇就被人弹劾，获罪下狱，并被国子监除名。

    “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出狱之后，四十五岁的洪昇回到了久别的杭州。

　　2008年春天的上海，集中了当今各地最优秀的昆曲演员演出的全本《长生殿》，引起了观众的极大热情。在中国戏曲史上，除在康乾盛世演出过全本五十折之外，之后近三百年，《长生殿》一直没有以全貌面世。

    然而，《长生殿》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一时的盛况，而在于山水之间这优美的回响。

    每个星期天，杭州大华曲社都有定期的昆曲曲会。杭州的曲友都会演唱《长生殿·惊变》。

    “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凉生亭下，风荷映水翩翻……”如此雅致的曲词，或许只有真正在西湖边细细生活过的人才能写出吧！

几管曲笛，一杯清茶，熏着湖边的杨柳风，杭州人的生活和着昆曲的节拍悠然而典雅。

　　走到这里，依然没有离开《长生殿》的回响，这便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故居—燕南寄庐。

    盖叫天（1888-1971），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保定人。十三岁时他在杭州开始用“盖叫天”这个艺名登台。

    原来艺名叫做“金豆子”的张英杰本想谦虚地模仿“小叫天”谭鑫培而自称“小小叫天”，却被人讥讽为“不配”。于是，他干脆意气用事地改名为“盖叫天”，最终在京剧舞台上创立了“盖派”表演艺术，成为南派武生泰斗。

　　在盖老没有任何装饰的墓碑上，只有简单的六个字：艺人盖叫天墓。

　　上个世纪30年代，正是盖叫天红遍上海滩的时候，杭州城正刮起一股观看女子绍兴文戏的“杭儿风”。

    施银花、姚水娟、王杏花、筱丹桂、袁雪芬、傅全香……几乎所有越剧史上的代表人物都是那个时候扬名杭州的“钱塘红伶”。

    在她们的戏文中，断断少不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有关那段在西湖边度过的少女时代的往事，八十六岁高龄的傅全香记忆犹新。

　　访谈

    傅全香《越剧表演艺术家》：我自己的恋爱就是在杭州西湖。在船上，我们拍了好多电影和照片。西湖是家喻户晓的，是我家乡最美的地方。

　　傅全香后来出演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祝英台。《梁祝》凄美动人的情节经常让台下的观众哭泣不止。

　　《梁祝》故事最早见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朝。此后的各朝各代都有多种的记述。其中元代白仁甫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杂剧，后来我国绝大多数剧种都移植上演。而使《梁祝》故事与万松书院结下关系的是明末清初李渔所创作的《同窗记》。

　　20世纪50年代，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使《梁祝》的故事走上了国际舞台。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将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介绍给各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从此，《梁祝》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其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民间故事之最。

    今天，《梁祝》的故事又一次在杭州上演：这是正在拍摄的新版越剧电影《梁祝》。扮演梁山伯的是当今中国越剧界最有影响力的演员之一—茅威涛。

    每周六的上午，万松书院都会举行相亲大会。有趣的是，“梁祝”不来，前来的大多是“梁祝”们的父母，或是父母的父母。

    焦急的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浪漫传说的发生地为他们的儿女或者儿女的儿女寻找与之相配的梁山伯或祝英台。

西湖，被古老而美丽的传说环抱着。

　　访谈

    王旭烽（作家）：李慧娘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鬼，是一种超越，代表了精神的一种超越。梁山伯与祝英台化成蝴蝶了。《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从被镇压在雷峰塔里边又飞翔到天空。这种从鬼、神怪变成人，又变成仙的过程，充满着女性的一种渴望，渴望富有精神特质的生活，渴望过上更有人性的生活。这种飞翔的气质，这种浪漫的气质，甚至于先锋的气质，到今天都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西湖边，杭州市民自发组成的戏迷角，热闹的场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停下脚步，融入西湖边这个新的景致。

　　在戏迷们演唱的曲目中，有一段戏被点唱得尤为频繁。那是一首叫做《西湖山水》的越剧。

    现在的西湖，是一片没有高墙阻隔的风景。它是没有门票的风景名胜区。

    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今天，这座城市的现代剧院依旧能够上演那些流传了很久很久的戏文，舞台上演绎的故事就发生在看戏之人的身边。

    这也许是一个梦想，或者更是一种信仰。

    正如这座城市西面的湖水，静静流淌了千年。到过这里的人和他们留下的故事，已经不计其数。而湖边的桃花依旧年年鲜红，杨柳岁岁葱绿。

   西湖真的是一个大戏台，每一个来到这片粉墨湖山的人，都是其中的角色。


　　　　第七集　画印西湖
 
    一场有海内外数千人报名参加的西泠印社的入社海选，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所谓最后阶段，就是从十个赛区选拔出来的一百八十名选手中，再次选出五十名。

    每一位参赛的选手，都是百倍地投入。西泠印社在百年历史中，仅仅吸收过四百多位社员，历来的篆刻高手，都以进社为荣。

    经过文化测试后，被当场吸收为西泠印社社员的，是最终决选出来的十五名，其中有三名印人，分别来自日本与韩国。

    每一年的春天，同样来自天南海北，前来报考中国美术学院的学子们可谓“蔚为大观”。对于每一位美术青年来说，能够进入这所美术的最高学府，乃是梦寐以求的理想。

决选社员与报考美院的盛大场景，同样出现在西子湖边，是绝非偶然的，因为西湖的印艺与西湖的美术，从来就是同一话题的两条主线。如果说这种提法还比较概念化的话，那么，只要你来到美丽的孤山，尽管不是着意地寻找，也会发现，在我们的西湖文化里，美术与篆刻早就有着不解的因缘。

　　西泠印社系清代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由浙派金石书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四人发起创建。当时，年龄最长的吴隐才三十七岁，而丁仁只有二十五岁。

    从这一年开始，这群有志于印学的年轻人，便各自拿出私产，在孤山营建印社。虽说用私产集资，但创建印社，却并无商业目的。在这张印社同仁的合影上，我们看到了洋溢其中的志同道合的气氛。即便是从摄影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早期的人物摄影的经典。

    多年以来，众多的西泠社员或其亲属，曾向印社无偿捐赠珍贵的收藏。王禔—王福庵先生去世后，仅在1964年，王福庵的夫人遵照先生遗志，捐赠国家的文物就多达六百七十五件。这些印章不仅凝结着社员的境界，也凝结着印社的品格。

    就在本片拍摄的时候，在杭州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西泠印社社员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的一枚象牙印章——“潇湘画楼”，竟以百万元的天价成交，这标志着西泠印社资深社员在当今的身价。

    自古以来，杭州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明清时期，金石篆刻更是蔚然成风。本来，明清印学的中心是在皖南一带，但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杭州却后来居上。继丁敬之后，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七位名家先后出现，一时独步印坛，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杭州人，所以被称作“西泠八家”。
    虽然浙派影响深远，但印人团体的真正出现，还要数孤山结社。不过，自孤山结社之后，经过了整整九年，至1913年正式举行第一次社员大会，才确立了“西泠印社”的名称。既然是印社，当然要有社长，但是，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这社长的位子，却一直是缺席的。

　　按理说，在创建印社的四位同仁里，任何一位，都可以担纲此任，然而，他们还是请来了已居上海的吴昌硕。

　　自古以来，具有谦谦君子之风的人，从来就不乏谦让的品德。

　　访谈

    陈振镰（西泠印社副社长）：大家一开始是在营造一个图腾。孤山，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大家捐钱，捐地，捐藏品。后来觉得要有社长，当时这四位创始人之间有一个默契：他们是发起者，虽然大家花费了很大的人力、精力、财力，可是四个人却都很谦让，谁都不来当这个社长。他们做这件事，不问索取，只是奉献，这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一种非常高尚的信念。这时候就想到要请一个人，有社会名望和号召力，不限于杭州这样一个地域，所以就想到请在上海的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在海内外有非常大的影响，又是当时海派绘画的领袖，于是请他到西泠印社当社长。

　　常来西湖边的人们，对于两位面对西湖的先贤塑像，一定非常熟悉。无论是细雨蒙蒙，还是风和日丽，蔡元培先生与林风眠先生，都在静静地眺望着西湖，先贤的神态，让人景仰。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后就是当年的国立艺术院的所在。

    1928年3月，由蔡元培先生倡导，在西湖的孤山之脚，成立了国民政府最高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艺术院初设绘画、图案、雕塑、建筑四个系，首任院长，便是蔡元培早就非常赏识的林风眠。四年之前，蔡元培曾发起过一个在法国举办的展览会，从林风眠送来参展的作品中，蔡元培发现了这位艺术青年十分出众的才华。

    国立艺术院开学的时候，正值西湖的春天。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演说。面对春天的西湖，蔡元培深情地讲道：

    “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

　　对于西湖与美术的关系，这位一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学界领袖，几乎是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访谈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对艺术大学或者说艺术院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请林风眠先生在江南一带寻找，到底在哪里办这个学校好；最后走了一大圈，他们共同认为在西子湖畔办这个学院最好。为什么呢？第一，杭州交通比较方便，但又远离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喧嚣；第二，西湖边风光优美，自然的环境会对我们的学子产生一种很好的影响；第三，这里有很多寺庙，这些寺庙经过整理，可以为国立艺术院所用。

　　关于国立艺术院的影像，今天已异常稀见。不过，在这段上个世纪50年代的纪录影片里，我们还是找到了与之关联的内容。

　　走出美术学府的这些青年学子，不用走得很远，就可以把西湖当做他们最为方便的写生对象。近处的柳树，远处的烟岚，西湖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适宜的题材—生活在西子湖边，其实就是生活在美的课堂。

　　当然，能在这段影片里留下身影的，毕竟是少数。如果从1928年开学算起，一代代来到西湖，又离开西湖的学子，加起来，那该是多少人哪。

　　当然，对于每一位学子来说，仅有西湖的景色，还远远不能算作美育的全部。正因如此，那些离开了西湖，毕业于母校的人，总是有着另一层更为深久的怀念。

    自1928年建院之初，林风眠就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了美术教育的事业中。也正是林风眠的努力，西子湖边，才集结了一大批教务精英，才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模式的中国绘画的摇篮。

    在灵隐路三号这个花木扶疏的住所里，林风眠度过了艺术生涯中最为美好的时光。——现在，这里已经是林风眠纪念馆。纪念馆的匾额，为吴冠中先生所题。当年，吴冠中是林风眠最为中意的学生之一。

    纪念馆里十分幽静，一如主人还在的安详，因为面对这些林风眠的作品，就像是面对个性鲜明的主人。优雅的仕女，安闲的瓶花，展翅的水鸟，初开的白莲，无一不是独属于林风眠的面目。

    的确，虽然身为美术教育家并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作为一位英才早发的画家，林风眠却时时未忘艺术的创造。当然，他并不是仅仅创造了“风眠体”。

　　林风眠的故居虽然不大，却有着令人难忘的意蕴。这让人想到，所谓人物故居，所谓纪念馆所，本应该属于那些真正值得纪念的人。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渐渐确立了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上海的艺术市场，也吸引了各地的画坛名家云集沪上，并逐渐形成了“海上画派”。虚谷、任熊、任薰、任颐、胡公寿、蒲华等，便都是寓居上海的画家。

    我们之所以单独一提吴昌硕，是因为吴昌硕来到上海的时间，虽较任颐即任伯年等人为晚，但是到了后来，吴昌硕却以诗书画印的全面成就，成为了海上画派的中坚。

    世间曾传吴昌硕年逾不惑才从任伯年学画，实是大误。吴昌硕的高足王个簃在《吴昌硕先生史实订正》中说道：“任伯年较昌硕先生年长四岁，他们的关系并非师生，一开始就是好友。”在这本《吴昌硕手书早期诗作选》里，鲜明地呈现着这位海派代表早年的全面修养，吴昌硕的画名风行海上，绝非一日之成。

    请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长，当然是最佳人选，因为此时的吴昌硕，不仅影响国内，而且名动扶桑。

    20世纪初年，日本高官日下部鸣鹤辞职来到西泠印社，与吴昌硕结为挚友，朝夕相处，谈艺论道，回国之后，日本的书画篆刻界形成了“鸣鹤流”。上个世纪70年代，鸣鹤流的弟子们为了纪念这段佳话，特地组团来访，并将一座印章形的石碑竖在了西泠印社。

    说到石碑，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里的三老石室，因为里面的这座石碑的经历曾感动过无数人。

    这座汉代的石碑，自打在浙江的余姚出土，人们就发现了它极高的历史价值。不料后来却被人辗转卖到了上海，而且己经和外国人谈好高价，准备成交。消息传来，西泠印社的同仁无不焦急。

    为了让石碑免遭外流的厄运，吴昌硕并印社同仁便发起了募捐活动，其中包括他们的作品义卖。最后，西泠印社终于以八千元巨款，将石碑赎回。这，便是这座“汉三老讳字忌日碑”。

    有人说，印章和石碑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把这种说法用在这里，倒真能道出这石碑的意义。

    还有人说，昊昌硕开始学画是比较晚的。可在西泠印社编辑的《吴昌硕画集》里，我们却见到了他三十多岁时所作的梅花。梅花，是吴昌硕终生热爱的题材。

　　吴昌硕有一首题画诗，是这样写的：

　　　　十年不到香雪海，
        梅花忆我我忆梅。
        何处买棹冒雪去，
        便向花前倾一杯。

　　1927年，吴昌硕与世长辞。正是在杭州超山的香雪海，他还原了自己的明月前身。超山的梅花，有着印泥一般的颜色。

　　在西泠印社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先后有过六位社长，他们依次为：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除了社长的身份之外，他们有的是著名学者，有的是艺术名家，在百年以来文化进程的某一时期，都是最为合适的代表。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印社，直到今天，它才总共吸纳了四百多位社员，而我们能够列举出来的那些现当代名家，又基本上都在社员的名单里。由此不难看出，入社的海选，为何要如此地严格。作为影响深远的学术团体，西泠印社，站在了金石篆刻艺术的最高端。

　　访谈

    陈振濂（西泠印社副社长）:当时西泠印社不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东西，它非常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没有多少人关注它，也没有多少人觉得一百年后这会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当时没有。等它慢慢地真的坚守了一百年，现在我们再看西泠印社，就发现它的性质和一百年以前的西泠印社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它已经成了文化的一个偶像，一个图腾，一个精神的维系；它甚至还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的江南士大夫文化。它是一块仅存的绿洲，这是孤岛的守望。我们想做的就是这个孤岛的守望，就是在所有的学术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还有一个西泠印社，它还是原汁原味的江南士大夫文化，还存在在那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觉得它就是今天的一个图腾。

　　黄宾虹先生，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位西泠印社的社员，但是，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这一位社员，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黄宾虹的山水浑厚华滋，而他的住所却十分简素，这让人想到，为何一位瘦小的老人，竟具有那般雄强的创造力。

　　黄宾虹的祖籍是安徽歙县，1865年生于浙江金华，后辗转上海、北京等地，晚岁回到浙江，任教于杭州国立艺专。直至高龄谢世，他一直住在西子湖畔的栖霞岭。黄宾虹先生是和西湖特别有缘的人。

    为了真正达到道法自然、发掘内美的境界，七十岁前后的黄宾虹，曾有多次壮游山川的经历。正是在搜尽奇峰的漫游里，他才留下了那些功夺造化的画幅。甚至到了高寿之年，黄宾虹仍然不舍昼夜，追求变法，最后大器终成。

　　1953年，黄宾虹与齐白石都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一时有“南黄北齐”之誉。这两位人民的艺术家，在各自的晚年都有着像孩童一般的稚气。其实，一些艺术老人最为可贵的，往往就是直到晚年，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顽童。这种境界，曾被吴昌硕刻进了一方印章，印文是：“能婴儿”，语出《老子》。
　　中国印学博物馆的门前，矗立着一方汉白玉龙钮巨印，高达四米有余。

    现在，要想观赏到最全面的印章文物，了解中国治印的历史，到中国印学博物馆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一枚枚战国铜印，秦汉玺印，以及明清两代的经典之印，是印章流变的缩影，也是篆刻艺术的长廊。

　　篆刻在杭州的兴盛，自然与历史的文脉密不可分，但中国的印学能在杭州形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也是和它的自然区位分不开的—篆刻艺术所需要的基本材料，青田花乳石、昌化鸡血石，皆为浙江所出。而出产寿山石的福州，本身就是浙江的近邻，取材也非常便利。但是，这些优良的印材，也只有到了篆刻家的手里，才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印章，还只是西泠印社极少部分的收藏。

　　打开西泠印社的库房，无疑就是打开了一座金石的宝库。

    只要翻开这些藏品由来的记录，面对这些文物存量的巨大数字，任何人都会生出由衷的感慨。一个名社的日积月累，一百余年的集腋成裘，原来是一部可以垂范后人的捐献史。

    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泠印社的社员向国家捐献藏品，就不仅仅是王福庵先生的那一次。

    1955年，在黄宾虹先生的追悼大会上，其夫人宋若婴女士率子女宣布，遵从黄宾虹的遗愿，将先生遗存的画作五千余幅，及文物、文稿、藏书等五千余件，悉数捐献国家。

　　1962年，印社社员高络园先生，将多年珍藏的铜印五百余方捐献国家。印章多为汉代所制，形制规整，保存完好。

　　1962年，印社社员张鲁庵去世，其夫人叶保琴和儿子张永敏等，遵照张鲁庵先生的遗嘱，将其毕生的收藏，全部献给国家。其中，有从明代开始的印谱三百多部，印章一千五百多方，明代大家何震、清代大家邓石如，以及领衔西泠八家的丁敬的印章，均属国家一级文物。

    仅是这些例子，就已足够了。一方方印章饱蘸着朱红的印泥，已经让我们看到：为了这些文化财富的汇聚，那些印社的前贤是怎样地呕心沥血。作为电视人，多年以来，我们也曾经采访过诸多的团体，但是，我们还没有见过，在一个团体中，能有这么多的社员，把毕生的收藏捐献国家，当做了代代传承的美德。

　　就在方介堪的印章拍出天价之后，西泠印社社员的捐献活动，仍然后继有人。

　　访谈

    陈振濂（西玲印社副社长）：这个捐赠，我觉得它从一开始在老辈人的做派里，其实已经成了一个传统。每个人一加入西泠印社，首先想到的是，我要捐一样东西给它，这是一个非常直觉的反应。一直到我们加入西泠印社的时候，还是经常能看到那些颤颤巍巍的老先生，拿了一个东西，说我这个东西要捐给西泠印社。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一百年。

    有很多的捐赠是看不见的。抗战的时候，杭州沦陷，知识分子是很害怕的。因为日本军专杀知识分子，所以这些人都逃到上海的租界去了。杭州的孤山又不能荒废。当时就有叶秋生父子两人在杭州守着西泠印社，守着孤山。王福庵、叶为敏和丁辅之在上海靠自己刻印章、写字，做其他的文化企业赚来的钱，每个月都拿出几十大洋，托专人送到杭州给叶秋生，告诉他只要守住这个地方，等那一天祖国光复了他们还会回来的。

    这个捐赠的历史，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可歌可泣的历史。因为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这些人今天是因为西泠印社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把他们当大人物，其实他们在当时就是一介书生，就是平平淡淡、在大街上走着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就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坚守，我们今天说起来叫守望。

　　在西泠印社百年庆典的时候，日本的著名印人小林斗庵先生，也向印社捐献了珍贵的印章。这方印章的印文是“西泠印社中人”，为吴昌硕所刻。吴昌硕的作品流转多年又回归西泠，也许有着更多的含义，因为远在东邻的小林斗庵，也是“西泠印社中人”啊。

    我们经常用到的“印证”二字，最早的意思，乃由印章而生。多少年来，它印证着姓名，印证着归属，印证着官阶，也印证着情怀。

　　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己经载入史册，但是，人们仍然不会忘记那枚奥运的会标——“中国印”。来自远古的殷墟，化作今天的标识，并成为五千年悠久文明的符号，这是中国篆刻的光荣。

　　杭州古城的南山路，林荫满地，车来人往，也是西湖的另一道风景。在这道风景里，别具建筑特色的中国美术学院，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便是创建于孤山山麓的国立艺术院，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由浙江美院易名为中国美院，绝不仅是对于历史的追怀。

　　访谈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西湖也养育了中国美术学院，塑造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一类理想，一类浪漫的理想和品质。这种理想也超越了我们一般所说的一个学校的校风，它把育人和大自然山水的萌养联系在一起，它把育人和历史的精神与表情联系在一起，它把育人和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使命联系在一起。

　　中国美术学院的引人注目，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建筑的附近，有一座潘天寿先生的纪念馆。

    自从1928年到国立艺术院任教，再到1959年出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先生为中国的美术教育曾经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不仅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画教学的体系，而且还以独到的精神，把我们民族的绘画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在纪念馆的展厅里，这一幅幅巨大的作品，就展现着潘天寿先生大气磅礴的现代结构之美。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繁忙的教务，不是因为晚年的罹祸，我们还可以看到先生笔下许多不同的千帆竞渡，许多别样的雁荡烟云。

　　纪念馆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块醒目的汉白玉，远远看去，就是一方硕大的印章。虽然印章上未着一字，但用来概括潘天寿的一生，真是再好不过了。作为吴昌硕的高足，作为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潘天寿先生的身上，本身就凝聚着西湖篆刻与西湖美术的双重历程。

　　访谈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世世代代营造西湖，都包含看中国人所特有的山水观。它是一代代的中国人把心中的山水，如此这般地嚼透了之后，变成一种文化自然的形态吐出来，塑造了这样一颗文化的珍珠一一西湖。

　　西湖美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远。

    宋高宗政治无能，但对书画的钟爱，却与徽宗无二。他不但挥毫掇墨，描山画水，而且在绍兴年间，恢复了北宋就有的皇家画院。南宋画院集南渡画家和江南画家于一堂，使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便号称“南宋四大家”。

    不能说只是西湖的美景为皇家的画师提供了最好的画材，因为他们也真是为后世的西湖作出了画家的贡献，——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湖十景之称，就出自他们在画作上的点题之句。十景的名字这样优美，这样恰当，恰当得无法更改。

　　尔后，便是历朝历代的画家，痴醉于西湖的日子。直至蔡元培先生在孤山山麓发表开学典礼的演讲，西湖的山水，已经经历了千载兴亡。

　　 访谈

    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西湖养育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得西湖的风气。比方说，当时国立艺术院是有音乐系的，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独唱音乐家的张权，她当时就是这个学校钢琴系的学生。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年他们在那个八角亭练琴，那个八角亭今天还在，今天是游人们喝茶的地方，那时候是她们练钢琴的琴房。她在这样的琴房里，低头一看，是西湖的流水，游船如织；抬头一看，苏堤、白堤，历代的先贤仿佛就在她的身边。所以在这样一个天上人间的环境中，他们感觉到一种湖畔浪漫的精神，感觉到一种文化的使命感。她是最有代表性地说出了西湖对他们精神的养育。

　　西湖的神奇就是这样，它让美术得到了丰富，又用美术得到了流传。

    人们面对风景之美，往往用“如画”来形容，在《念奴娇》里，疏浚过西湖的东坡太守用过；在《如梦令》里，常住西湖的领袖诗人也用过。

　　西湖的确如画，如画的风景倒映在西湖的水面，也可以说成“画印西湖”。

　　近年来，浙江百名画家，签约浙江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百幅画卷再现浙江七千年历史。这些重大题材，就包括西泠印社。用油画创作《西泠印社》，其中的意义，尤其耐人寻味。

　　早在1928年，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林风眠先生就提出“要建设大的美术博物馆”。2009年8月9日，一座世界一流的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在西湖边正式对外开放。而在八百年前，与西湖比邻的这个地方正是名家荟萃的南宋宫廷画院。

    其实，西湖的景色，小及方寸也是十分动人的。

    数年以前，中国邮票总公司曾经发行过一枚《西湖》的小型张，因为它十分精巧地展现了西湖的神采，一经面世，便被人们当做了集邮珍品。

    创作这幅画稿的画家，是以擅写江南水乡而著称的杨明义。在谈到创作体会的时候，杨明义曾说，画这幅作品最难的一点，是选择眺望西湖的角度，选来选去，最终还是选择了孤山。

    杨明义先生站在孤山的眺望，与本片叙述西泠印社和国立艺术院的角度，竟有着意外的巧合。孤山不高，却看得很远：孤山不大，却文脉绵长。西泠印社社员的海选，其实就是围绕孤山的雅集；报考美院的长龙，其实就是排自孤山的队伍。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孤山，都是西湖的精华。

　　　　第八集　西博往事
 
　　1929年6月上旬的一天，四架飞机飞临西湖的上空，作环湖飞行表演。在其中一架名为“金马”号的飞机上，有人拍下了从空中俯瞰西湖的照片，于是人们观看西湖胜景，又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时间，是一种最有效的淡忘剂。今天，许多人已经不会知道那一张著名的航拍照片的来历；湖边的游人，甚至都不会知道，在西湖的边上，曾经有过一次其实是可以让人追怀的壮举。

　　林荫覆地的北山街，有着鳞次栉比的民国时期的建筑。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建筑，似乎与古典的西湖并不相称，但是，这恰恰是西湖的又一种独特的形象。在欧风东渐的年月，这些建筑的主人，不但饶有资财，可以占有西湖最好的地界，而且也率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时尚。

　　这是今天的北山街上颇为僻静的一隅，八十年前的那个夏天，这里曾经人如潮涌。1929年6月6日，在这座浙江省政府花六万大洋建造的西式大礼堂里，西湖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西湖博览会，以国内前所未有的规模，隆重开幕。

    这一天，古老的杭州万人空巷，政要与知名富商云集西湖，甚至连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写来了“恢张蠡策”的祝贺条幅。

    西湖博览会主会场设在包括断桥、岳庙、葛岭及宝石山麓在内周长数公里的沿湖地区，这个区域，正是西湖的精华。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便是连通孤山与北山街的西博桥。据记载，这座造型独特的桥梁，曾经是盛况空前的西湖博览会的标志形象之一。令人惋惜的是，在日军占领杭州时期，这座已经为人熟知的桥梁，却毁于一旦。

    西湖博览会期间，与各个场馆一样，这座桥梁上，也安装了播放音乐的高音喇叭，并反复播放着经过征集而最终选定的西湖博览会会歌。“熏风吹暖水云乡，货殖尽登场。南金东箭西湖宝，齐妆缀，锦绣钱塘。喧动六桥车马，欣看万里梯航。”这首以古曲《风入松》为旋律重新填词的会歌，在当时，真可谓音传十里，声遍全湖。

    西湖博览会的会歌，由中央大学教授、著名词曲家吴瞿安先生作。据说西湖博览会会长张静江最初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吟咏再三，十分满意，然后大笔一挥，写下了“送稿酬一千元”。西湖博览会的会歌，平均十三元大洋一个字，稿酬如此之高，实为当时仅有。

    西湖博览会共设八馆二所，即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特种陈列所与参考陈列所。

    在这条弥漫着民国情调的北山街上，工业馆主馆，是1929年西博会所有新建建筑中唯一幸存的。八十年后，它被改建成为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访谈

    申俭（西湖博览会博物馆原馆长）：西湖博览会的这个策划和创意，应该说是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举办西博会，实际上就是“提倡国货、奖励实业和振兴文化”这三句话。

　　王旭烽（作家）：但它也注意到了那些前沿的东西、那些先锋的东西，西门子当时的一些先进电器都到这儿来展出了。

　　申俭（西湖博览会博物馆原馆长）：当年西湖博览会期间，还推出了发电报服务，一个字两分钱。当时很多市民都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通过这个新奇的玩意发去电报。

　　在1929年出版的《西湖博览会指南》上，还刊登着胡庆余堂雪记醒目的广告。此时距胡雪岩死去已经整整五十六年。胡庆余堂虽几经易手，其良好的信誉依旧存在。

而提起近现代浙江经济发展的历史，便不能不说到这位著名的人物。

    建于清代末年的胡庆余堂中药店，以及胡雪岩（1823-1885）居住了十年光景、占地七千多平方米的深院幽庭，便位于南宋皇城根清河坊。

　　访谈

    曾仕强（教授）：北方有个同仁堂，胡雪岩总觉得，我们杭州也要有一个能跟同仁堂媲美的。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办一个药厂，然后就把它取名叫“胡庆余堂”。“胡”当然是他本家的性了，“庆余”这两个字啊，其实是他母亲取的。他本来是倒过来的“余庆堂”，他母亲一听就摇头，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呢？她说那是秦桧用的堂号，你怎么可以取得跟秦桧一样？那你不是要挨骂吗？秦桧在别的地方也许不会引起人家那么反感，在杭州那是最令人反感的，偏偏在这个地方，你取这个名字。所以他很快就把它改过来了，是这样才决定的。

　　不过，以这座药店和这座园林式的宅院来衡量胡雪岩的资财，那只能算是仅见端倪。据史料记载，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后，储田万亩、储银两千万余两的胡雪岩便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进而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掌控市场，垄断金融，以至自己的钱庄支店遍及大江南北。胡庆余堂，只是胡雪岩在杭州开设的一个药号而已。

    中国的民族实业，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着。就在胡雪岩破产的同一年，1883年2月，洋务运动在杭州启动，巡抚刘秉璋筹建杭州机器局，设兵器制造厂。

    两个月之后，位于板儿巷的杭州电报局成立。

    1892年，杭州商人创设石印局。

    1896年，杭州正式对外开埠，杭州海关正式开关。

　　同年12月，杭州邮政总局在马市街初设。

    1897年，浙江的实业家庞元济和丁丙再度联手，在拱宸桥建通益公纱厂，开启了杭州近代纱厂的先河。

    1905年，浙江绅商在上海集议拒绝英美借款在中国建造铁路，决定浙江自造铁路，成立铁路公司。
    1906年，杭州商会成立。

然而，上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矛盾重重，民族工商业始终找不到真正振兴的机会。此时浙江的经济更是一撅不振。

　　北山街上，这座同样是建于民国初年的欧式小楼，名为“静逸别墅”，它原来的主人，正是两次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静江。名重一时的西湖博览会，正是张静江为复兴浙江经济所采取的多项举措之一。

　　张静江（1877-1950），出身于浙江南浔的商贾之家，祖辈为当地的丝业巨商。1906年春，张静江在巴黎经商时结识孙中山，并建立友谊。此后，作为同盟会的成员，张静江多次汇赠巨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最多的一次，汇款高达六万元。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静江又捐赠了国民政府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

　　访谈

    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事后孙中山回忆，同盟会成立以后他讲过这段话，就是说，出资最多最勇的就是张静江先生。所以他说张静江先生可以称为革命的圣人。

　　早年一起追随孙中山的张静江与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关系，蒋介石的两次婚姻，都是张静江介绍而成的，这绝不仅仅因为二人同是浙江人。

    但是后来，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张静江，与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益的蒋介石，开始了微妙而又深刻的政治分歧。蒋介石的主张，是首先要扑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燎原之火，而抱定“实业救国”这一信念的张静江，则不忘孙中山“革命就要建设”的遗训，主张以经济建设匡扶国运。
    1926年，已经成为国民党头号人物的张静江主动请辞，推荐蒋介石继任。从此，蒋介石获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张静江则两次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访谈

    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张静江，他一直有一个“东方纽约之梦”，他很想把自己的家乡杭州，能够建设成为像纽约这样繁华的一个都市。

    张静江早年投身商海，远赴欧洲，使他有着了解西方文明的眼界，深知西方的博览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自1851年英国伦敦水晶宫博览会发轫，到1926年美国的费城世界博览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世博会已经举办了将近二十次。博览会这种形式，既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中总结，又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和憧憬，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而且起到了向全世界呈现某个国家、某个地域整体形象的巨大作用。
    多少年来，西湖，曾以独绝天下的景色，给人留下无穷的眷恋，让人产生无限的向往。借重西湖的盛誉，复兴经济的繁荣，这正是张静江策划西湖博览会独到的创意。

　　访谈

    潘荣琨（《张静江传》作者）：1928年10月，张静江正式到浙江任主席，他马上就筹办西博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当时浙江经济还非常困难，整个经济都很萧条，在这种情况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他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发行债券，就是通过这个载体，现在叫以会养会吧。债券，一块钱一张，每一条十块钱，发行三十万条。当时的三百万元当然远远超过现在的三千万，甚至更多。拿出三分之一作为奖励，最高奖设十万，所以这个债券一发行很快就卖完了。这样，整个西博会的经费，基本上就解决了。

　　从这张绘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湖全图中，我们不仅可看到西湖博览会桥、西湖博览会纪念塔，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湖上空盘旋的螺旋桨飞机。在近一个世纪前的1929年，博览会组织者竟然还请来了中央航空司令部的四架飞机为场面助兴。其中水上飞机“金马”号环飞浙江全省，散发宣传刊物；陆上飞机三架，专门载客遨游天空。

    西湖博览会举办期间，参观人数总数多达两千多万，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这无疑是一次经济的狂欢。

    那精心筹建的八馆二所，从不同的角度，既展示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也标志着浙江的民族工业正在走向广阔的舞台。

卫生馆就设在著名的西泠印社，其中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化妆品部的陈列室。一位名叫陈蝶仙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他文人的超级想象力。

　　访谈

    范伯群（教授）：西博会当中展览很多，那么他怎么做广告呢？他当时搞一种“无敌牌”香水、花落水，他就搞一个喷泉。喷泉喷的是什么呢？喷的就是他的香水，“无敌牌”香水。所以当时的杭州西博会，香飘数里。我觉得，这个广告可做大了。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有一类以言情为题材的作品，被称作“鸳鸯蝴蝶派”。这位自号“天虚我生”的陈蝶仙，就是鸳鸯蝴蝶派中与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等人齐名的作家。

　　访谈

    范伯群（教授）：陈蝶仙在鸳鸯蝴蝶派当中，他是个老前辈，1900年就写长篇小说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很高，因为他编辑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申报》是全国的第一大报。第二就是他主编了一份杂志叫《著作林》，也相当有地位。这个《著作林》出了二十多期。还有，他编过《游戏世界》，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份杂志。他可以说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

　　身为文人的陈蝶仙，既通晓化学原理，又富有经济头脑。有一次去海边，陈蝶仙看到海滩上遍地都是乌贼鱼骨，一时产生了灵感，因为这种鱼骨，是可以制造牙粉的原料。后来陈蝶仙便开始了专事生产牙粉的实业生涯。

　　访谈

    范伯群（教授）：当时日本有两种牌子的牙粉在我们中国是最畅销的：一个叫“金刚牌”，一个叫“狮子牌”。两个牌子的牙粉每一年中国要花二百万银元进口。因此他从牙粉着手，三个铜板一包牙粉，提倡国货。这个包装上呢，是一个网球拍。这个网球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网打尽日本的“狮子牌”和“金刚牌”。上面还有一只蝴蝶。因此人家就讲，你看，到底是鸳鸯蝴蝶派嘛，用的是蝴蝶，实际上它是“无敌”的谐音，就是要用我们的国货战胜外国倾销的东西。

　　这种牙粉，即可刷牙，又能搽面，在当时行销极广。有记载这样说：“国民用此牙粉的数字，己十倍于四万万国民人数矣。”后来，陈蝶仙又生产了与牙粉配套的蝶霜和香粉，也是十分畅销。

    当然，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具有经济意识与建设情怀的文人，远远不止一个陈蝶仙。在那个连被称作“洋火”的火柴都需要源源不断从国外进口的年代，恰恰是这些民族产业的先行者，擦亮了一支又一支我们自己的火花。

    自幼生长在西子湖畔的陈蝶仙，因为西湖的情结，早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在宝石山麓选定了自己的生圹，并种梅百树，名以“蝶巢”。

　　然而，在日军侵华的时候，陈蝶仙所创办的多家工厂都先后遭到了日寇的轰炸，他本人也四处流徙，最后病殁他乡，只留下了对于西湖的长长牵挂，而陈蝶仙生前选定的蝶巢，经过沧桑岁月，也早已浑化于这一片静静的湖山。

 　　西湖博览会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七十六万件展品，不仅有着巨大的数量，同时也有着众多的品种。因为杭州是浙派古琴所在地，所以，一些十分珍贵的古琴，也出现于西湖博览会的展馆里，而这些古琴，竟全部出自一位名叫汪自新的藏家。

    现在说起汪自新，也许很多人对他都是陌生的，但提起西湖边的汪庄，却是无人不知。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数十次来杭，曾经二十七次下榻汪庄。不过，原来的汪庄，现在已改作西子宾馆，而汪庄原来的主人，恰就是那位在首届西湖博览会上贡献古琴的汪自新。

    汪自新的父亲，是以经营茶叶而著名的徽商，而且早就用汪裕泰的茶号享誉上海。1915年，汪裕泰精茶参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曾获得金奖。至汪自新一代，这汪裕泰茶号已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店，生意更为红火。

    上个世纪20年代的茶叶市场，各大商号互为对手，仅杭州一地，竞争便十分激烈。在仔细研究这些茶商的经营状况之后，汪自新认定了“景以西湖为美，茶因龙井而名”的经营宗旨，决计以西湖为依托，以龙井为品牌，充分做足西湖的文章。后来的事实证明，汪自新果然顺风顺水。西子湖畔的汪庄，恰就是在汪自新于茶叶市场上十分得势的时候建造的。

　　访谈

    王旭烽（作家）：这个庄园跟西湖边其他的庄园特别不一样，它的功能性是很强的。它是一个茶庄，面积达一千二百平方米，里面有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家里人住的地方，同时也有制茶、炒茶的地方，还有卖茶的地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还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就是对外营业的，叫“南屏山灶”。你们可以想象，西湖边的这个庄园和这个西湖很配套，先去买茶，然后你就管自己去玩，玩了以后你就吃饭，吃饭以后你还可以喝自己买的茶，专门有一个品茗室给你喝茶。

　　事实上，身为茶界巨商的汪自新，还是一位琴学家。由于他的夫人好琴，汪自新便在汪庄建精室数楹，藏唐宋元明清历朝古琴百余张，名为“琴堂”。此外，汪自新还专聘斫琴师，亲自在汪庄制作古琴，名为“汪琴”。

    2009年9月，我们在上海的一场拍卖会上，竟然有幸目睹了“汪琴”的真容。这是一对汪自新赠给“报业大王”史量才和秋水夫人的古琴。在这张名为“海涛”的琴上，落款为“蜷翁题于西湖南屏山下倦还琴楼”，而“蜷翁”正是汪自新的号。这张琴是当年汪自新为史量才祝寿时所赠。

　　访谈

    季崇建（上海崇源拍卖公司执行总裁）：史量才对沈秋水有非常深厚的爱慕之情，引琴作诗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汪自新作为他们的挚友，据说特地用一块材料做了五把琴，其中一把就是现在我们所流传的这把琴。其实史童才的这把琴，并不是汪自新所制，而是汪自新用一把明末清初的古琴装修改制的。

　　西湖边的这一段风花雪月未能长久。1937年，汪庄成了侵华日军的马厩，汪自新珍爱的古琴也全部付之一炬。

　　西湖博览会的许多纪念物，己经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泛黄，褪色，但是，这些曾经亲历过西博盛会的都锦生的织锦，却依然绚烂。

　　能将丝绸变为这种流光溢彩的艺术品，不能不说是一种独到的创造。

　　访谈

    都恒云（都锦生之女）：我父亲（都锦生）于浙江大学的前身之一—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以后，因为成绩好留校了。他从小就很热爱西湖美丽的风景，那时候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假如说把西湖美丽的风景织成风景片多好呢。他就利用学校优越的条件试制织丝织风景，半年以后他织成了第一张织锦，就是《九溪十八涧》。

　　这幅织锦虽然只用了黑白两色，然而，九溪十八涧迷离的景色与幽深的意境，却有着无穷的趣味。

　　1926年，已经拥有近百台织机的都锦生，又以这幅名为《宫妃夜宴图》的作品，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使都锦生织锦的名字饮誉遐迩，也为东方的古国，为锦绣的杭城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

　　访谈

    王旭烽（作家）：都锦生、陈蝶仙、汪自新，他们实际上首先都是文人，都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熏陶，都是救亡图存的一代，所以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怀。

　　都恒云（都锦生之女）：九一八事变时，我父亲就亲自带领工人上街刷标语，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他宁愿立即在厂里停止购买价廉的日本生丝，宁可购买昂贵的法国、意大利的人造丝。有的朋友就劝他，你可以利用都锦生丝织厂这个名义囤积生丝么，也被他拒绝了。

 　　杭州生产织锦的工厂，本不止都锦生一家，但是，自创始至今的九十来年间，都锦生的织锦却一贯保持了自己的创作特色。这就是：在它的数千个品种当中，不同角度的关于西湖的题材，始终都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无数向往西湖的人，通过都锦生的作品，领略了苏堤春晓的花气袭人，领略了花港观鱼的曲径通幽，领略了雷峰夕照的荒寒之美，领略了平湖秋月的波光如绫。

　　一组名为《西湖十景》的织锦，在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展出的时候，曾经引起了怎样的赞叹，可想而知。因为不只是都锦生精良的工艺，而且因为它与西湖的内容无比贴题，因为每一幅作品之中，都织进了千丝万缕的西湖情结。

　　西湖，因一位为锦而生的人，而锦上添花。

　　1929年10月20日，首届西湖博览会闭幕，历时一百三十七天。

　　屈指算来，首届西湖博览会已经过去整整八十余年了。在这些西湖旧影里，当时的宝石山上荒疏的植被，还远不似现在的一派苍葱，而专为那次湖山盛会建造的西湖博览会纪念塔——后来曾易名为戚继光纪念塔的这座标志性建筑，也已经不见了踪影。这真让人感叹人生的光阴之逝，时代的今昔之感。西湖博览会的确是名重一时，但是，假如没有真正的政通人和，那么，即便是空前的隆重，那也只能是一时的繁华，因为它毕竟缺少一个时代的支撑。

　　1939年1月，张静江远渡美国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一片他所眷恋的湖山。离开了杭州的张静江，虽然时时牵挂着他的旧游之地，却再不能复见西湖的水光山色。

　　当年在这里久久盘旋的“金马”号渐渐远去之后，西湖上空的流云，又迎送了七十多年的晨昏寒暑。

　　2000年的爽秋，当杭州的“三秋桂子”飘散出浓郁的芬芳之际，新时代的西湖博览会经过周密的准备，在美丽的西子之滨拉开了序幕。当见证了三百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再一次剪向西湖博览会鲜艳的绸花，那漫天的花雨所辉映的，已经是一个盛世的西湖。

　　当然，新时代的西湖博览会，虽然不是当年的西湖博览会简单的延续，但是，国家的真正富强，经济的真正腾飞，却正是参加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那些民族实业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对于那一代中国的民族实业家来说，历史已经沿用了他们的创意，承接了他们的梦想，并以一个西湖的节日，再一次证实了他们的存在。

　　对于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而言，民国，也许只是一种照片的背景。现在，抱青别墅已经是杭城最热门的婚纱摄影外景地之一。但是，只要这条北山街还在，张静江的静逸别墅还在，这些鳞次栉比的欧风东渐的产物还在，它们正期待着履迹西湖的人们，来作另一番“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

　　　　第九集伊人在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西湖，这又被称为西子的一湖碧水，自古以来，不知留下了多少名媛、多少才女的身影。
    西湖，既是爱情的多发地段，又是传奇的集散之区。
　　每当“月上柳梢头”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生长在杭州的朱淑真；每当眺望“藕花深处”，人们也会想起词名远播的李清照；当然，栖身于西湖之畔的江南才女苏小小，更是让后世文人多发临水凭吊之声。那些湖山间的芳魂，从未随桃花流水远去。惟其如此，这湖面的波光，才迷离如伊人的身世；这天边的红霞，才照眼如婚礼的烛光。
　　
   访谈

    张抗抗（作家）：当我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西湖女子的时候，我大概觉得能够概括出这么几点：

　　首先，毫无疑义是很柔美的。第二，西湖女人是有才的。知果我们说第一个字是“美”，第二个字就是“才”，第三个字是“情”，第四个字是“韧”，就是“韧性”的“韧”。

　　陈端生:柳浪闻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当年是帝王的御花园。不过，一街之隔的杭州才女陈端生或许近水楼台，依稀看见过这起伏的柳浪，隐约听到过那婉转的黄鹂。

    乾隆三十八年，也就是1773年的夏秋之交，二十三岁的杭州女子陈端生正在闺房中迎接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出嫁，夫家姓范。

    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伦，是清廷的太仆寺卿，被京师士大夫奉为文章宗匠，在当时颇有名望，父亲陈玉敦官任中书，陈端生可称得上是高官千金。同有些婚姻一样，陈端生面临的是一次家族安排的结合，但是，陈端生却很是期待这即将开始的全新生活。

　　在陈端生的嫁妆中，有件重要的物品——一部尚未完成的书稿：《再生缘》。

　　评弹演唱：

　　女扮男装易服逃……

　　《再生缘》主要描写元代才高貌美的昆明女子孟丽君，大胆抗旨拒婚，女扮男装，避难至京城，得中状元并官至宰相的传奇。这是一部六十万言的长篇叙事诗，被后人以评弹、昆曲、京剧等多种文艺形式加以表现。二百多年以来，孟丽君女扮男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

　　后世对《再生缘》的评价，最后经由郭沫若先生一句“南缘北梦”的高度概括，肯定了这部清末弹词小说的文学地位。在郭沫若眼中，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能与《再生缘》相提并论。

　　访谈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1960年12月，郭老在广州看到了香港1954年翻印的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的评价相当高，认为《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她的功力不亚于杜甫。那郭老也就很想了解一下，这部弹词小说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能够使陈寅恪先生这样一位学问深厚的老先生这样首肯这本书。

　　从十七岁起，陈端生就提笔开卷，到出嫁前，这部七言排律的弹词小说已经完成了十六卷。在众多的陪嫁物品中，这些书稿显得有些不协调，即将嫁作人妇的陈端生也知道，写书的事儿，要放一放了。

    十年后，陈端生在自己三十三岁那年再次提起了笔。

    这一年，距离她的丈夫范秋塘被发配新疆伊犁已经四年了，丈夫牵涉一桩科考舞弊案。婚后和丈夫一直相濡以沫的陈端生从夫家搬回杭州居住，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们的女儿染病身亡。

    “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陈端生面对西湖发出了心底里最悲凉的感叹。

    1784年岁末，陈端生的笔再次停了下来，《再生缘》第十七卷已经完成，但是，这不是全篇的结尾。三十三岁的陈端生开始预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做到两件事情——等到丈夫回家团聚和完成这部《再生缘》的写作。

　　名重一时的陈端生，并没能因为《再生缘》改变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

　　访谈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郭老根据书里三个主要人物的姓破解了一个东西，他认为这里边那个男主人公皇甫少华，打头一个字是“皇”，另一个女主角梁素华，姓“梁”，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女主人会是“孟”，孟丽君。一个姓“皇”，一个姓“梁”，一个姓“孟”，连起来就是是“黄粱梦”。

　　评弹演唱：

　　说一番，悲欢离合新奇语。《再生缘》，三字为名不等闲。

　　后人对《再生缘》的传诵和续写，对这位独守空房十六载的西湖女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秋瑾

　　这是往者有幸，这是生者有幸，这是西湖有幸。

　　电影同期声：

　　青山有幸埋忠骨，我们这次分手，万一我……你（徐自华）和（吴）芝瑛，就把我葬在西泠桥边。

　　青山有幸埋忠骨，面对故国湖山，埋骨西泠，这是秋瑾烈士生前的遗愿。

    十九岁的玉姑嫁人了。

    丈夫比她小四岁，夫家远在湖南湘潭，是本地首富。玉姑的丈夫，年仅十五岁的王廷钧性格温和，虽然不算才华横溢，但是待人谦和，写得一手秀丽的书法。单从选择夫君的角度考虑，玉姑的丈夫王廷钧算是一个好男人。

    但这不是玉姑想要的生活。

    眼前的平静生活和窗外动荡危急的国家命运相比，简直就是一种耻辱。

    玉姑要摆脱这样的生活。

　　玉姑本姓秋，名闺瑾，她决定把中间这个柔弱的“闺”字去掉。

    从此，她就成了秋瑾。

    在湖南湘潭期间，她结识了“六君子”之首谭嗣同的遗孀李闰娘。在交往中，秋瑾更多地了解了革命前辈们。一个越来越强的念头出现在秋瑾的脑海中：离开家，离开这种生活。

　　情景再现同期声：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

　　1904年，秋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翌年7月，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回国创办《中国女报》，从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后，声明脱离家庭关系。

    1907年7月，与徐锡麟共谋在浙江、安徽起义。7月13日，事泄，被捕于绍兴大通学堂。

    1907年7月15日凌展4时，秋瑾就义，留下一双儿女。

　　访谈

    陈文锦（学者）：她的墓葬迁移过多次，比如湖南她的夫家，绍兴她的娘家。当时首次葬在杭州的地点就是在西泠桥畔。1964年，杭州搞了一次所谓“封资修的大扫除”，一个晚上一些名人的墓葬全部都被搬掉了，秋瑾也没有能够幸免。1978年以后，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首先提出来，秋瑾，人称鉴湖女侠，这样一位对建立共和有重大贡献的人，难道我们还不能够给她应该有的尊敬和应该有的地位吗？

　　顾志兴（学者）：秋瑾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的女儿叫王灿芝，王灿芝很有她母亲的影子。十五岁的时候她偷偷地去习武，为什么要练武？就是想总有一天要亲手把杀害她母亲的（绍兴知府）贵福杀死，为母亲报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没办法去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她知道贵福死了，但是她一直因为没有亲手把这个贵福杀掉，感到非常遗憾。1938年的时候，她在美国纽约大学的那个航空学校里面学习，所以人们称誉她是“中国女界航空第一人”。

　　沈秋水:与西湖联袂而憩的秋水山庄，掩映在熙攘纷扰的车来人往中，觉不出它的热烈、缠绵和生死般的轰轰烈烈。秋水，就是沈秋水，原名沈慧芝。

    沈慧芝要出嫁了。

　　因为嫁人，沈慧芝要改名沈秋水。这位曾经的上海滩名妓，用这样的方式向过往的生活告别。“秋水”这个名字，是夫君史量才为她起的。

　　访谈

    王旭烽（作家）：
　　她生活在从封建帝国结束到共和国诞生这段时期，那么与之有关系的男性也同时在这个时代的浪涛当中大起大落，她就随着这个男性一起大起大落，因此她是时代的人物。
　　所有的往事，都在新娘沈秋水的心头翻动，从卖身四马路，到订婚富家公子又悔婚；从被政界军阀强抢入门，到摆脱约束，重获自由身。现在，这一切纷杂的往事过去了，她就是史量才太太了，虽然只是二姨太。
    史量才的气度与品格促成其事业发展至巅峰。1932年，《申报》己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大报，日销量达十五万份。九一八事变后，他捐款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继而批判国民党独裁，大力支持民主运动。《申报·自由谈》成了开一代风气的副刊，鲁迅后期的许多重要言论就是在这里发表的。“说《申报》必说史量才，说史量才必说秋水夫人”的说法也在坊间不胫而走。
    如果不是史量才又娶了第三房姨太太，那么沈秋水和他之间琴瑟和鸣的故事也许就只属于上海滩了。但是，好景不长，史量才再娶外室，沈秋水伤心欲绝。史量才为补偿这份歉意，特意在杭州西湖的北山街为沈秋水营造了一幢别墅，并亲自题写了匾额：秋水山庄。
    从此，沈秋水开始了她的西湖岁月，再也没有离开。
    1933年落成的秋水山庄见证了民国奇女子沈秋水和丈夫之间最后的岁月。
    一年之后，1934年11月13日午夜，史量才在海宁遭戴笠手下特务枪杀身亡。
当时，与史量才同乘一辆汽车的沈秋水亲眼目睹夫君被杀。
　　＞＞访谈
    王旭烽（作家）：
　　当时她就在身边，目睹了这样一幕。她不像一般的家庭妇女，目睹了这样一种悲凉的生活，她可以出个家，一辈子就这样完了。我觉得虽然沈秋水后来也是信了佛，她把她的秋水山庄都送给了红十字会，但是我相信这个人终其一生，内心是不会平静的。她在西湖边，她不会平静的。
　　这种女性太美丽，太敏感了，都是绝品的女性！
    接下来的故事，西湖边杭州人知道的不多，人们看到的是，秋水山庄被捐给国家，更名尚贤妇孺医院。
    再往后，杭州人听说，在西湖北山街的葛岭，沈秋水独自度过了二十二年寂寞的岁月。唯一陪伴着她终老的，是一把古琴。
    临终时，沈秋水叮嘱后人，将她独自埋葬。
此时，人们才知道，从当年的共同创业到最后的拒绝合葬，沈秋水给出了这个“琴瑟和鸣”故事的结局，那就是并不原谅。
　　林徽因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
　　这是诗人徐志摩向林徽因表达的他那束之高阁的爱。1926年后，他和他的爱人天各一方。这诗也是写给西湖的。1931年后，徐志摩在最灿烂的一刻，划过西湖的天空，然后隐匿到自己的宇宙中去了。
    1928年春天，加拿大渥太华当地报纸上登出了一张婚礼照片。和人们见惯的白色婚纱不同，新娘穿着的是自己缝制的一套婚服。这套极具东方色彩的婚服表明这是一场在异国举行的中式婚礼。新郎梁思成，新娘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6月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与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启超一起，携手鼎力推动宪政运动，被称为政坛“研究系”的两大支柱。
　　杭州陆官巷，林徽因的出生地。在这里，她由大姑母启蒙，六岁时即可代替祖父和自己在外谋职的父亲通信。爱好古典文化的她，甚至还有能力把家中的字画文物整理成册，方便查阅。因此，在离开杭州举家迁往北京时，父亲林长民已经很自豪于长女的才情学识，在友人同僚间频频提及。
　　于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被父亲安排着，和十四岁的林徽因见了面。
　　没过多久，林徽因便随父出访欧洲，旅居英国。也就是在那里，她决定了自己从事建筑设计的人生方向。
　　＞＞访谈
    田本相（学者）：
　　梁思成本来不喜欢建筑的，不想考建筑，他是因为受林徽因的影响就学了建筑。两人一起出去，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建筑系不招收女生，她才去改学舞台美术了。但是当他们一同学成后，可以说她跟梁思成一样都是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莫基者。
　　从十六岁到二十四岁，没有人能为林徽因的情感经历列出清晰的时间表，梁思成，徐志摩，在其中交替闪烁，时隐时现。直到1925年父亲猝然离世，梁启超主动承担林徽因留学费用之时，人们才终于明白，深刻的传统教育让林徽因做出了最合乎情理的选择。
　　但徐志摩的名字并没有从林徽因的人生中消失。1931年11月9日，为了赶到北京听林徽因的学术报告，徐志摩乘坐的飞机撞山坠毁，诗人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将自己永远和林徽因捆绑在了一起。
　　＞＞情景再现同期声：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摘自林徽因与胡适的通信
　　1934年10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应浙江省建设厅邀请，到杭州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这是林徽因离开陆官巷后，首次以建筑学家的身份回到西湖边。当年乖巧伶俐的小女孩已经三十而立，被胡适称为“一代才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发表了数十篇新诗和散文，擅长舞台设计和建筑设计。但是，比起颇受关注的情感纠葛或者文学才能，她更愿意被记得的是中国第一个女建筑学家。
　　＞＞访谈
    田本相（学者）
　　她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五四”的精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科学。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就有人说了，她整个的一生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人生范式。
　　若干年后的今天，杭州人很是贴心地用一段林徽因谈建筑的文字以及一袭背影，将她留在了西湖。透过这个镂空的纪念碑，每个人都能看到林徽因式的西湖山水，看到这个杭州女子的西湖。
　　王映霞
　　1928年2月，出生于杭州城南余官巷的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王映霞二十岁，郁达夫三十二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1908年，人称“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就出生在这条名叫余官巷的小巷中。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她的外公王二南先生系南表社员，琴棋书画俱精。王映霞自幼承欢在外公膝下，春风化雨，受至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在她初小快毕业的时候，随外公易名王旭，号映霞，算是改作了外公王二南的孙女。
　　在王映霞二十岁那年，已经是一名幼儿园教师的她，随朋友来至了上海，入住尚贤坊四十号，就是这里，成了这位西子美人一生情留的起端。
　　＞＞情景再现同期声：
　　1927年1月14日，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却的日子和时刻。
　　在这一时刻，王映霞结识了同为杭州老乡的郁达夫。在这之前，郁达夫的名字，王映霞依稀记得——他就是学生时代阅读的小说《沉沦》的作者。
　　＞＞情景再现同期声：
说实话，初次相见，说是我对他有好感，不如说是好奇，爱慕不如说是敬佩，就好比一个读者见到了自己爱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一样，我知道自己不太丑，但绝不是天下第一美人，未曾想到却会打动了已经成家立业的他的心。
　　此时的郁达夫已经在家乡结婚，还有两个孩子。
　　＞＞情景再现同期声：
    映霞：
　　这一封信，希望你保存着，可以作我们两人这一次交游的纪念。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地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
　　有了这样的决心，随之而来的举动，对郁达夫来说似乎非常正常：离婚，将著作版权所得送给王映霞，举行盛大婚礼，斥巨资安家西湖边。
　　＞＞访谈
    李杭育（作家）：
　　王映霞的生活是过得很精致、很完美的，她也很讲究细节。她跟郁达夫生活的时候，在他们两个还很恩爱的时候，王映霞绝对是个贤妻良母。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她做莱做得很好。郁达夫身体是一直不好的呀，王映霞经常，你看有些文幸就可以看到，买个甲鱼炖炖给郁达夫吃，杭州人比较相信吃甲鱼么。
　　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光，像花一样。
　　最好的花，凋谢时也是最令人伤感的。
　　(未完 详见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