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缘何不为《聊斋志异》作序

包泉敏

众所周知，王渔洋与蒲松龄都是清代著名文人，二人同为山东人，一在新城（今桓台），一在淄川，且年纪也相仿，虽然人生际遇大为不同，但两人有过文学交谊，而且，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中，王渔洋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了关注，表达出了对于这部小说集的欣赏和认同，但却最终没有同意为《聊斋志异》作序，前后似乎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态度。

那么，王渔洋既然非常欣赏《聊斋志异》，又乐于奖掖后进，为何又不愿意为蒲松龄作序呢？近日，读了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许丹撰《王士禛不为<聊斋志异>作序原因之探析》一文，小编终于找到了答案。下面，小编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王渔洋不为《聊斋志异》作序的主要原因。

    首先，《聊斋志异》是谈狐说鬼之书，虽然王渔洋《池北偶谈》中也多次采录《聊斋志异》的故事，却是放在书的最后一目《谈异》，前三目分别是《谈故》，记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胜事，间及古制；《谈献》，记述明代中叶以后及清初名臣、畸人、列女等事；《谈艺》，专门评论诗文，采撷佳句。由此也可看出王渔洋虽然对神怪传闻故事感兴趣，多次向蒲松龄索取《聊斋志异》阅读并进行评点和采录，却仍然将这类文字排在诗文之后作为末端。

    其次，《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这在清初不是主流文体。王渔洋以诗闻名天下，正如门人程哲所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从王渔洋所作的序中找不到一篇为小说集作的序，更不用说是谈狐说鬼的志怪小说了，这应当是王渔洋审慎选择的结果。王渔洋几乎只为诗集作序，毕竟，这对于他宣扬自己的诗学主张，巩固自己的诗坛地位有重要作用。

    再次，蒲松龄生前虽然视王渔洋为知己，与王渔洋多次诗文书信往来，非常珍惜和王渔洋的交往，并将写给王渔洋的书信、诗文等收入集中。然而，蒲松龄当时只是一个穷秀才，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气，即使王渔洋暗中欣赏蒲松龄和他的小说，并且也在自己的书中偶尔提及蒲松龄，但在当时，以蒲松龄的家世背景和社会地位还没有资格进入王渔洋的序中，即便如上面提到的特例吴雯，虽然同样生活贫苦，科举不第，但是他的父亲以举人官蒲州学正，也算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王渔洋对《聊斋志异》一方面非常欣赏，百读不厌；一方面又有所忌讳，毕竟《聊斋志异》不是一本诗集，而是一部谈狐说鬼的志怪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王渔洋对于蒲松龄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则合理，欣赏和认同不代表就会进行公开宣传和推荐。其实，就像王渔洋对待钱谦益的态度一样，虽然内心感恩推崇，但也仍有诸多顾忌，这是王渔洋身处在那个时代和那个位置所不得不做的选择。

不知如此解释，能否给有同样疑惑的读者一个满意答复？